三、结论
    20世纪初，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政治秩序倾覆了；既有礼教丧生了其智识的说服力，也丧失了其情感的吸引力；官僚帝国的等级体系在种种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影响下分崩离析，尤其是科学制度的废除使处于社会中心地位的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变成了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中国文化遭到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的挑战。中国知识分子需要找到新的意识形态，既为外在的社会奠定秩序的思想基础，也为内在的心灵寻觅安身立命之地。这是一个需要乌托邦并且产生乌托邦的时代。无政府主义便是其中之一，它与其他社会主义的流派一道，自1910年左右起，便构成了中国现代意识形态的主旋律，激进主义知识分子成为中国现代化舞台上的主角。
    无政府主义受到大批中国激进知识分子的青睐，与其说是智识因素毋宁说是情感因素使然。正象历代王朝末年的士大夫一样，对现有秩序心怀不满的中国知识分子，唤发起对理想社会的强烈憧憬。不绝于历代儒生典籍，深藏在民间传说迷信，凸现在反叛文化的口号之中的乌托邦意识，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强化起来。他们总想，并且坚信能够找到一个最终的解决之道。无政府主义，正象所有的无政府一样，诉诸人的道德和人的尊严，在他们构画的乌托邦蓝图中，一切美好的价值，自由、平等、正义、理性、利他主义等等，统一在一起。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眼里，无政府主义不啻是大同理想的现代翻版。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乌托邦精神不仅在促使中国知识分子接受无政府主义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就象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一样，往往从极其简单的常识外推，以口号的宣传代替智识的探究。在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身上，儒家式的道德理想主义和社会责任感分外突出，从完善个人到完善社会的“至善”主题和“小我与大同一”的内驱力一再展现。
    为了实现其理想，无政府主义几乎不排除一切手段；然而，正是这种无所不包的特色恰恰使其实现理想的手段高度贫乏。手段的无所不包性与美好价值的一元统一体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坚持自己的不妥协性，他们拒绝一切过渡性的选择。可是，短短几年之后，无政府主义运动便在中国销声匿迹。象所有的乌托邦一样，无政府主义在道德上也许是“福地乐土”，而在历史上，它却是“乌有之乡”。
    然而，无政府主义在20年代末期，奠定了中国激进主义文化的一些基本要素，这不仅体现在（如Dirlik所说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为激进主义提供了关注的问题，思考问题的语言以及普遍的价值取向，如“劳动”和“互助”等。（注：See Dirlik（1989），P.90.）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在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当中散播了一种强烈的乌托邦意识，激发起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的热情和改造社会的冲动。乌托邦的梦想充斥着他们的心灵，他们相信，一个美好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即将到来。为使梦想成真，他们苦苦求索着革命的道路，并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