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明确批评了无政府主义的纲领。他认为，如果不进行阶级斗争，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么，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机会。他继续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我们要明白底资产阶级，都有了数十年或数百年底基础，站在优胜的地位，他们的知识经验都比劳动阶级高明得多；劳动阶级要想征服他们固然很难，征服后想永久制服他们不至死灰复燃更是不易。这时候，利用政治的强权，防止他们的阴谋活动；利用法律的强权，防止他们懒惰，掠夺、矫正他们的习惯、思想都是必要的方法。
    陈独秀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对俄国革命的批评指出，“俄罗斯若以克鲁泡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必不可免。”陈独秀最后断言：“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注：陈独秀：“谈政治”，载《独秀文存》，第361-371页。）
    这篇文章马上激起了回响，无政府主义者郑贤宗致信陈独秀与之商榷。由此引起了一场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这场论战主要在《新青年》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共产党》上展开。共产党一方的主要论将是陈独秀、江春（即李达）、无懈（即李汉俊），无政府主义者一方是区声白。这场论战的一个思想背景是无政府主义者已经开始对十月革命的真正情况有所了解。
    在这场论战中，无政府主义者继续坚持其乌托邦的基本信念，即个人自由、反对强权、推行道德教化等，对中国早期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软弱无力的批评。他们既不懂得多数人的专制与少数人的权利的问题，也不理解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其俄国宗师们相比理论水平相差太大，因而，他们的言论除了继续重复乌托邦梦想以外，别无新意，在渴求切实可行的革命策略的中国激进知识分子那里，无政府主义必然遭到冷落。
    中国早期的共产党人在这场论战中至少取得了宣传上的胜利。针对无政府主义的“个人自由”，共产党人提出了“多数压服少数”的原则。在陈独秀看来，只要多数人的意志得以表达并得到尊重，那么这既合乎自由，也合乎民主。不消说，他们这里的多数人便是劳动阶级。共产党人不反对实行道德教育，但他们认为在私有制下必须依赖现有的政府或统治阶级才能普遍地推行教育，因而善良的教育只能是星星之火。（注：关于这场论战笔者将另文分析。）
    事实上，对于革命的目标，中国早期的共产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没有分歧，他们要推翻资本主义，进而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所以共产党人说：“无政府党是我们的朋友。”（注：江春：“无政府主义之解剖”，《共产党》四号，1921年5月7日。）但是，他们认为无政府主义缺乏手段，对资产阶级太姑息了。共产党人急于找到革命的手段，还基于他们对于革命紧迫性的一种认识。蔡和森在致陈独秀的一封信中提出，如果无产阶级不先发制人，进行阶级革命，那么必然受制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四五年必勃而兴，到那时，革命的时机就会错过。（注：蔡和森：“致陈独秀”，《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1921年8月1日。）
    在这场论战中，李大钊并没有参战。从一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就持一种温和接受的态度，他倾向于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一种必要的恶，是从人类前史到达人类真正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无法避免的必经阶段。但他在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接受中从未象陈独秀那样走得那么远，他对各种理论都持一种兼蓄并包的态度，从而形成他那特有的带有中国特色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注：关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参见马思乐：同前书，尤其是第二部分。）然而，也正是在1920年的夏天，在李大钊那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从必要的恶变成了必要的善。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开设的“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课中，李大钊力图把社会主义的种种派别作一番梳理，并特别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进行了辩护，他针对有人疑虑社会主义会否定个人自由以及社会主义不道德的言论提出：“社会主义是保护自由、增加自由者，使农工等人均多得自由。……是互助、相爱，不是谋冤仇，并为大多数人谋幸福。”（注：李大钊：“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李大钊文集》（下），第371-436页。）
    以多数人的名义，以民众的名义，为了一个美好的目标，无政府主义乌托邦中诸多冲突的价值，在中国早期共产党人的价值天平上，重新确定了分量。他们坚信自己已经找到了科学的革命之路。于是，怀抱着政治救世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马上投身于唤起民众热情的斗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