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北殖民地化与中国的民族主义
    自以柳条湖事件（1931年9月18日）为开端，日军占领东北三省以来，1932年3月成立“满洲国”，迄至1933年3月，实现占领热河的全过程，这显然是对国民政府统一的政治主权的明目张胆地践踏。恰值此时，居于这一政治主权支柱的执政党地位的国民党内部，正处于分裂状态。强行推进“实现民族国家的统一”的蒋介石，在张学良的援助下，通过“中原大战”，打败了反蒋集团（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继而，压制立法院长胡汉民等广东派，制定《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31年5月），以谋求强化其“国民党一党专制体制”自身的权力。针对这一点，广东的陈济棠，把反蒋派招集至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成立“国民政府”，由汪兆铭（精卫）出任主席（5月28日）。正当南京和广州的“宁粤之争”持续展开之时，爆发了九·一八事变。
    可以说，从“柳条湖事件”开始到1945年8月的约14年间，在事实上，中国东北地区社会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地位，在政治统治形态上，则建立了“傀儡政权”。
    在“九·一八”一年后的1932年9月15日，日满双方签署了《日满议定书》。于其两日之前，在日本“枢密院会议”上，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则答辩说：“对去年九月十八日发生之事变，日军只不过是完全属于采取发动其自卫权之行动”。“新国家之成立，则是基于满洲人之自由意志”，这无疑是试图对“柳条湖事件”以来的军事占领的现实，应如何按符合《九国公约》所谓的“维护中国领土完整”，进行自圆其说的说明问题。其关键在于“满洲国”是根据“满洲人的自由意志”而诞生的。则是“由于中国自身所产生的分解作用”而促使“满洲国”独立的。《日满议定书》中表明，日本方面确认“满洲国乃是基于其居民之意志而自由成立的。从而形成为独立国家之事实”。同时“以尽可能采取依据新国家方面之自主愿望之统治形态”的方针为安，为此1932年3月9日，使溥仪就任了“满洲国执政”。于是在统治形态上，便出现了傀儡政权。
    那么，“事实上的殖民地”的情况如何。1932年3月12日，将内阁会议决定，“应在帝国之支持下，使该地区之政治、经济、国防、交通、通信等有关方面，显示出构成为帝国存立之重要因素之性能”，“以满蒙地区为帝国对俄对华之国防第一线，不许外部予以扰乱”。明确确定了对“满蒙”独占的排他性目的。《日满议定书》所包括的《秘密协定》无疑是对其给予“法律上的确认”。①总之，建立傀儡政权，使其成为事实上的殖民地，这从《九国公约》等对外关系上而言，进行直接统治是困难的。就是根据这种判断所形成的对外认识而产生出来的想法。与此同时，面对中国方面的“抗日救亡（救国）运动”，其所集结起来的民族的政治力量，日本方面，也只能蒙受由“傀儡政权”抵挡的这一历史上的制约，也是不容忽视的。
    这样，以“满洲国”的出现为起点，既使通过“傀儡政权”，只要是事实上处于殖民地状态，这段历史也就不能不说是殖民地状态，这段历史也就不能不说是殖民地统治的强化过程。另一方面，与之相对立与对抗的民族自决运动的开展则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与殖民地统治相对立与对抗的民族自决运动，绝不仅限于东北地区，不应忘记，这是具有中国全国规模的争取政治主权问题的运动。
    二、对殖民地化的抵抗--“救亡（救国）运动”的开展
    1.东北义勇军的抵抗
    在芦沟桥事变后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吴平（杨松），在“九·一八”六周年前夕，对在东北地区六年来的“抗日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总结，并将抵抗运动划分为从“九·一八”起至1933年1月止为第一阶段；其后至“七·七”止为第二阶段；“七·七”以后为第三阶段。②
    “九·一八”以后，特别是在1932年“上海革命防御战争”的影响下，展开了规模广泛的“抗日游击运动”。其特点是：“具有自发的性质，缺乏组织和明确的政治目标”。这是因为”抗日势力是分散的，缺乏团结一致的抗日行动”。其结局是遭到日军“以华制华”与“各个击破”影响，致使“抗日义军遭致失败”。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尚未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然而，在进入第二阶段时，中共在1933年1月26日作出指示，同年春之后，全力集中重新改编抗日部队，到1937年中期的四年半期间，组成了“初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地的抗日联军）。正如吴平所指出，第一阶段的特点，从民众水平（包括军队中的士兵）及其意识所反映出来的，开展了抵抗日军侵略，以保卫中华民族为目的的“救亡（救国）”运动。对于此种“救亡（救国）”思想与运动，应如何进行自觉的实现对其进行具体的政治领导这一课题，便构成为第二阶段的特点。尽管统称之为东北义勇军，但其实际组织情况则是多种多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