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是一个内部派系林立的政治集团。从宁汉合流到桂系逼蒋第三次下野，在国民党22年的统治期间，派系斗争时刻伴随着国民党的政治运作过程。其斗争之激烈，持续之久远，派系之庞杂，影响之广泛，在中外政治史上十分罕见。
    一
    国民党内各种势力对权力的渴望和蒋介石翦除异己实行个人独裁，是引发派系斗争的根本原因。
    南京政府建立后，权柄虽操纵在蒋介石手中，但这个政权是多种派系的大杂烩。从先后进入中央政权的成员来看，它是国民党上层“三巨头”蒋、汪、胡与地方实力派结成的“独联体”，同时又杂揉进大批在北洋政府宦海中沉浮多年的投机政客。这使南京政府成员无论是政治见解或集团利益，都体现了色彩斑驳与新旧杂陈的特点。
    其实，早在国民党改组之初，派系的分野已显露无遗。改组后的国民党，阶级构成仍很复杂，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地主买办阶级。它们基于不同的阶级立场，在对国民党的政治方向、国民革命的目标和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从而不可避免造成内部分化，形成左中右三派。孙中山逝世后，三派的政治分野日趋明显，各自都力图按着本派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需要来解释三民主义，以求在国民党内形成主导地位，把国民党的前途纳入本派所设想的轨道之中。围绕争夺国民党领导权的斗争，在国民党内激烈展开。
    国民党在“一大”后确立的领导体制，也为派系斗争提供了适合的条件。国民党“一大”的领导体制是“首长制”与“委员制”的结合。它设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实行集体领导，同时考虑孙中山在党内的地位，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上设有“总理”，赋予特殊权力，形成了以总理孙中山为核心的集体领导与个人决策并存的体制。这种体制，孙中山在世时，能够发挥民主集中的优势，以维护国民党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平衡与统一。但是，孙中山逝世后，失去了“首长制”的国民党领导核心出现了权力真空，在24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孙中山没有指定接班人。所以，在广州方面，“谁继承孙中山”，成了举世瞩目的大问题。为此，蒋介石与汪精卫、胡汉民，展开了较量。
    蒋介石在这场争夺核心领导权的斗争中，采取了左右逢源、见缝插针的策略。他借处理“廖仲恺遇剌案”赶跑了右派胡汉民，骗取左派好感，又制造“中山舰事件”打击共产党，气走汪精卫，最后以右派面目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此后，权力的天秤开始倾向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在一些中央监察委员支持下，建立非法的南京政府，与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相对抗，造成了国民党的一次大分裂。等于“中监率领一班军人将党打得粉碎，”①蒋介石完成了对党政军大权的控制。
    南京政府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从理论上说，蒋介石要使这个政权稳固下来，必须兼顾统治阶级内部各个集团的利益，最好的办法是采取分权或均权的途径，使各集团利益得到制度化保证。然而，现实中他以江浙财阀加军阀（黄埔系新军阀）为自己的统治支柱，一心搞“蒋中正即国民党”的寡头政治。他认为：中国混乱的原因就在于“醉心于民主政治”，因此，必须实行“中央强有力的政治独裁主义”。②蒋介石的独裁主义，遭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抵抗。一方面是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的抗衡；另一方面则是党内的汪清卫、陈公博的改组派，孙科的再造派，邹鲁、谢持的西山会议派，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与他争夺“正统”。就是南京政府内部的胡汉民也想让蒋效法土耳其的凯末尔，在军事行动结束之后，只当名义领袖，期待蒋把政权交给自己。于是便有北平扩大会议、广州非常会议一系列反蒋运动和军事上的蒋桂、蒋冯、中原大战等军阀混战。派系争权斗争，以反对蒋氏独裁面目出现。
    在北伐过程中，许多地方势力和军事势力未经改造便被整合进国民党。这些势力都幻想在改朝换代中捞到政治和经济的实惠，使本来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又添加了复杂的派系关系，这就是地方割据势力。他们信奉“有兵则有权，兵多则权大”的信条，视中央如无物，更害怕蒋介石借加强中央权力吞掉自己。于是，在辖区推行自己的一套，建立庞大的私人武装，以为对抗蒋介石兼并和与其他军阀争夺的工具，与古代诸侯无二。对于这些割据势力，蒋介石采取了分化瓦解、恩威并施的办法。在权初建时，将主要力量用于对付大的反对势力（如冯、阎、桂各派），故对地方割据势力采取让步政策，省一级政权往往成了蒋介石与地方割据势力权力交换的砝码。及至抗战爆发前，蒋直接控制的权有湘、鄂、赣、苏、浙、皖、豫数省。对此，蒋介石曾愤恨地说：“封建割据的实际，仍潜伏在形式的统一之下”，“当今中国的病源就是地方割据”。③随着时间的推移，蒋逐渐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以图翦灭。抗战开始后，在“统一命令”、“共同抗战”的名义下将各地军队调到抗日前线，这种调虎离山的办法收到既削弱了其实力，又夺取了其地盘一箭双雕的好处。靠这种办法，蒋先后控制了云、贵、川、康数省。蒋介石与地方割据势力的派系斗争，通过控制与反控制表现出来。
    蒋介石一心想要削除派系，但是，他的统治是建立在派系斗争的焦点上，这就使他必须采取以“派”制“派”的手段。早在1924年他在给孙中山的信中就提出用人要有派系，在掌权之后，蒋把党务大权交给二陈兄弟，中央军的指挥授予黄埔学生，政府要职赠与郎舅连襟，形成了“蒋家天下陈家党，孙宋一门做部长”的嫡系派系。这造成了国民党政治十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国民党历次会议再三强调党的意志和组织的统一，反对派别纷争；别方面，派系却以某种半合法的形式悄然存在，并通过内部或外部的利益交换，使政权机关保持利益均衡。而个人只有置身于一定的派系之中，其功名利禄才有保障。这种利益交换，在蒋嫡系中也照样进行。如在国民党“六大”上，为防止CC系垄断中央委员的选举，政学系与黄埔系联合成立一个“六人小组”。原定中委250个名额被各派瓜分后，陈果夫鉴呈蒋批了一些名额分给CC系人马，张群等得知后，也立即向蒋要了一些各额补充政学系干将，几日间中央委员名额增加上百个。
    由此可见，对权力需求的膨胀和政治利益分配的无序化，使国民党永远陷在派系纷争的沼泽中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