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起伏，取决于各派系在利益和实力上是否均衡，彼此间的利益交换不存在共同认可的政治“游戏规则”，表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派系众多，纷争不止。据胡汉民派在广州创办的《中央导报》估计，国民党改组后纷纷树立的派别达150余个，国民党“变成了无数群蛆争食的集团”。蒋介石掌权后，经过几次惊心动魄的决斗，击败了桂系，制服了冯系，扣留了李济深，消灭了唐生智，打垮冯阎联军，囚禁胡汉民于汤山，于1932年以蒋汪合作的形式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但派系政治并没有因此消失。反蒋各派仍旧在党内、军内和地方存在，只不过是斗争方式发生了变化。如蒋桂战争后，桂系仍保有广西根据地，为日后继续与蒋争夺的资本；中原大战，冯阎大败，但阎仍保留了军队为日后东山再起留下契机，冯部瓦解，可是其部将韩复榘投蒋后又自成一系独霸山东；改组派消亡了，其主要成员却随汪精卫进入了南京政府；胡汉民被囚，支持他的元老派与孙科派南下广州，与陈济棠联合抗蒋。在蒋的嫡系内部，也不断产生新派。如CC系中有陈立夫派、朱家骅派；黄埔系中有何应钦派、陈诚派、胡宗南派等等。这此嫡系对蒋虽然忠心耿耿，但为维护本团体私利，依旧互相排挤倾扎，争闹不休。
    第二，以派谋私，权力分脏合法化。派系政治是现代中国政治的普遍模式，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概莫例外。派系利益的调整，通过权力的再分配来实现，必然导致权力分脏合法化。1931年，蒋、胡之间围绕是否制定“训政时期约法”展开了权力之争，蒋非法囚禁胡汉民于汤山。以此为导火线，胡派成员聚集广州，在“拥胡反蒋”旗帜下，联合汪精卫的改组派、西山会议派和桂系在广州召开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决定设立广州国民政府，中国出现了宁粤两个中央与政府分庭抗礼的局面。正当双方对垒之时，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全国抗日民主浪潮的冲击下，为脱卸责任，蒋被迫与粤方谈判，接受了宁粤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大”和要求他下野的条件，这是对国民党中央权力的一次公开分脏。广州方面召开“四大”时，由于陈济棠在推举中央委员时排挤汪精卫派与孙科派，汪孙就退出广州“四大”，联合在上海又开了一个“四大”。这样，一个“四大”分别在宁、粤、沪三地召开，可谓中外政党史上的奇闻。蒋介石在南京“四大”上，鉴于反对派的强大，恢复了481人因内部纷争而被开除的党籍。说他们“实际并未叛变本党，反对攻击者系对我蒋某个人。故一切罪恶，皆由我个人而造成。”④蒋介石下野后，孙科继任行政院长，可他解决不了当时的财政与外效难题，不到一个月便被迫辞职。而在台下的蒋介石利用孙科政府的困难，积极勾结汪精卫，二人捐弃前嫌，达成了排斥胡汉民派的权力分脏协议。蒋、汪在抗州密谈时约定，先把汪推上行政院长的交椅。然后由汪出面，把兵符交给蒋介石，形成汪主政，蒋主军的分治局面。于是，1932年1月28日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3月18日汪推蒋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至此，国民党统治大权为蒋汪瓜分，形成了蒋汪联合执政的局面。
    第三，派系斗争之残酷，为中外党内争权之罕见。国民党内的许多派系都是拥兵自雄的武装集团，就是象汪精卫，胡汉民这样的文人党棍，为达到与蒋争权的目的，也经常联合一些地方割据势力，以壮实力。这使国民党内的派系纷争，难免不演化为规模巨大的军阀混战。蒋介石为消灭异已，取得真正的独裁地位，从1929年春开始，分别对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开仗，并取得初步胜利，但是，他们的实力并没有完全被摧毁，时刻想着复仇雪耻。其他尚未被蒋攻击的实力派，也有“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感，认为只有联合对蒋才能自求生存。另个，国民党内的一些派别也吸取了与蒋斗争失败的教训，急谋与军事实力派联合。这样，终于产生了反蒋力量的第一次大联合，即军事上的中原大战和政治上北平扩大会议另立的国民政府，在中原大战中，双方投入兵力110多万，历时7个月，波及20余个省，伤亡官兵30余万，耗掉军费三亿五千八百万元，给国家造成了一次全面大破坏，为历次军阀混战之最。派系斗争的血腥与残酷并仅体现在战场上的撕杀，而政治谋害则更显示出斗争的冷酷无情，令人战栗。汪精卫的改组派成立后，蒋慑于其声势过大，于1930年在上海暗杀了其实际负责人王乐平，以求震服改组派，结果招致了更大的反抗。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唆使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遗散职员，带走档案，给孙科没下了经济陷井。孙科下台后，这口恶气实在难咽，遂收买“斧头帮”首领王亚樵，于1931年7月在上海车站狙击宋子文，结果误杀了宋的秘书。暗杀不仅是在敌对派系之间进行，在蒋嫡系内部也是遏制政敌的杀手锏。30年代中期政学系由于充当蒋介石反共专制的策士而受青睐，占据了政府中的一些要职，招来了CC系的仇视。1936年，二陈兄弟指使特务将政学系首领、湖北省主席杨永泰暗杀于汉口，成功地削弱了政学系的势力。不顾政治道德，成武力和暗杀从事色权夺利的派系纷争，显示了其斗争的残酬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