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派系斗争与国民党对大陆的统治相始终，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连绵不断的派系纷争，弱化了南京政府的统治功能。各种政治势力始终存在，并与中央进行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这种斗争延伸到中央枢要部门，就体现为对国民党核心权力的争夺，从而使民国政局出现政潮不断、变幻奇巧的局面。官随“派”换。从1927年到1937年，内政部长换了12人，平均任期不足8个月，根本谈不上什么政策与措施的执行。蒋介石三次下野，皆由派系斗争所致。各派系都将精力倾注到争权夺力利中，很少有人考虑、规划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使国民党的统治缺乏稳定的经济支柱。中央与地方不能步调一致，部门与部门陈垒分明，各自将派系私利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必然产生腐败的官僚机构。公开的派系分脏，使国民党既不能树立起现代民主政治的廉洁风气和严明的纪律，又不能清除旧式官场的恶习，导致贪污腐败之风盛行。蒋介石指责国民党中的贪污行为说：“做官不贪脏，不纳贿，真是凤毛麟角，什么人不入政界则已，一旦有了地位，便想腰缠万贯了。”这些，不能不使国民党的政治力量和统治基础受到削弱，而引发政权的倾覆。
    其次，内部纷争不断，招致外敌入侵，导致国力的大衰退。连年的这军阀混战，消耗了本来贫弱的国力，为日本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1931年上半年，日本国主义在东北连续制造事端，为武装入侵做准备。可蒋介石勇于内争，怯于抗敌，他命东北军“绝对不予抵抗”。“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在南昌指挥“剿共”，在湖南衡阳一线，蒋军与粤桂联军激战，张学良东北军主力大部入关参加内战，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征战，为日本入侵提供了方便。东北沦陷后，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连同这块土地的无数财产和几千万人民，论于敌手，造成了自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国力的又一次大衰退。
    第三，派系纷争，使国民党在危机面前失去了自我拯救的机会。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从1946年到1948年，政学系、CC系、黄埔系曾分别做过改革国民党的努力，如“党团合并”，“政治革新”、“改组政府”等举措。但这些努力都伴随着复杂激烈的派系斗争而未收到实效。1948年的“行宪国大”最后一次为国民党提供了这个机会。李宗仁迎合了一般国民党员希望“更有效和有力的领导，才能使国家渡过目前的危面，”⑥要求变改的心状而战胜孙科当选为副总统，招来蒋的嫉恨，此后国民党内的权力角逐便围绕蒋、李交恶展开。蒋为报复桂系，将国防部长白崇禧踢出南京，外放“华中剿总司令”，此举恰恰为日后白手握重兵向蒋逼宫埋下了伏笔。当时无论李或是蒋，都以对方为敌。蒋欲除李而后快，派特务日夜监视，时刻准备实施暗杀计划。而李宗仁则不动声色，伺机取而代之。蒋被逼下台后，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在幕后操纵一切，身为代总统的李宗仁毫无实权，“和”不敢与中共签署《国内和平协议》，“战”又无力顽抗到底，终于无所做为的飞到美国养“病”去了。当一切变革的契机都淹没在派系斗争之中的时候，其政治衰败必然成为不可逆转的大势。正如有人所说，“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而是被蒋介石打倒的”，⑦从派系纷争的角度来思索，这话颇有道理。
    第四，国民党的派系纷争给其统治带来的巨大内耗，客观上有利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派系斗争、军阀割据、互相混战的局面，严重削弱了国民党的统治力量，给弱小的革命力量的成长，造成了有利条件，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都是在国民党内部斗争最激烈时取得的。国民党内部纷争，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内忧外患，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使它失去了人心民意，丧失了统治基础，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也造成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壮大，一些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受蒋介石打击排挤，具有爱国思想的地方实力派首领，开始脱离统治营垒，役向人民。从而削弱了国民党的统治，扩大了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从总体上看是属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它反映了国民党内各个政治派别和各个军事集团共同执掌政权的要求。这种派系斗争，给中国政局带来了动荡不定，但一些反蒋派在斗争中提出的一些反独裁主张，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蒋介石个个集权的急骤膨胀。几经较量，蒋介石虽然取得了胜利，但鉴于反对势力的存在，迟至抗战爆发后，他才完全把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
    注释：
    ①汪精卫：《寄李石曾书》，《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第315页。
    ②《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8册。
    ③《总裁言论集》卷4，第534页。
    ④《一周间国内大事述评》、《国闻周报》卷8，第6期。
    ⑤《蒋总统集》第1册，第527页。
    ⑥被遗忘的大使：同徒雷登驻华报告》第196页。
    ⑦金湛邦：《张治中与中国共产党》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