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参战与否的分歧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要求苏联参战的愿望日益迫切，并把苏联参战与否看作是中国抗战胜败的一个关键因素，认为“苏联如不介入，中国就会失败”（20）。立法院长孙科也极力主张苏联参战。1937年7月28日，孙科同鲍格莫洛夫会谈时提出：“如果目前的危机持续增长，中国政府是否可以期待苏联政府会将军队自满洲边境进行某种调动。”（21）抗战初期曾任驻苏大使的杨杰更是热衷于苏联参战。1937年9月，杨赴莫斯科洽谈军火援助时，多次提出苏联参战的要求。蒋介石在这方面对杨也抱有很大希望。1937年11月1日，蒋在杨关于即将召开的国联布鲁塞尔会议有关情况的一份电文上批示：“如会议失败，我国用军事抵抗到底，苏俄是否有参战之决心”，“盼坦白相告”（22）。杨接电谕后便积极活动。11月11日，他同斯大林进行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会议，极力探询苏联对参战的想法。斯大林的签复却是：“苏联希望削弱日本，但目前苏联尚未达到与日本开战时机。”（23）杨又与苏国防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会谈。伏罗希洛夫说，苏联参战，一举即可奠定东方和平之基础，但苏联敌人甚多，东西兼顾恐无胜利把握，故目前积极准备，其时间固难定，但可以告之“准备已快了”（24）。11月12日，杨一天连续两次电蒋，报告探询的消息。11月18日，随杨访苏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也电蒋说，伏罗希洛夫告诉他，如果中国抗战到生死关头，“俄当出兵，决不坐视”（25）。但是，伏罗希洛夫的允诺并没有兑现，直到12月13日中国首都南京沦陷，苏联仍未出兵。相形之下，倒是斯大林的话显得实在一些。加弗认为，这不过是伏罗希洛夫用“一个巧妙的暗示防止中国丧失勇气”（26）。这种分析不无道理。时隔不久，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就联名电蒋，陈明不能立即出兵的理由：1.苏联不因日方直接挑衅而出兵，会被认为是侵略行动；2.苏联不愿在九国公约签字国或其中主要国家尚未答应与苏联共同对付日本的条件下单独出兵；3.具有批准出兵权的苏维埃最高会议尚未举行（27）。这封电报是抗战初期苏联在参战问题上一次最明确的表态，蒋介石的请求理应到此即止，但他仍不死心，就在接到这一电报不久，于12月6日给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的复电中再次提出：“尚望贵国最高苏维埃能予中国以实力援助。”（28）
    蒋介石为争取苏联参战还施展了谋略。他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一事有意告诉苏联方面，以此暗示斯大林：如果苏联终不出兵，中日有可能达成妥协。当然，蒋介石的这一做法并未奏效，因为斯大林关于苏联不参战的既定方针不会轻易改变；斯大林也清楚蒋介石同汪精卫的区别，不会像亲日派那样主张降日。所以，斯大林在给蒋的复电中说，中国可有条件地同日本谈判，但“中国政府之任务，是以伟大民族的政府之资格来讲话，而不屈服于威胁”（29）。在施展谋略方面，杨杰也堪称行家里手。1937年12月21日，杨杰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分析了苏联没有参战的原因后说：“欲使苏联参战，职见：必须造成使苏联不能不参战之环境。其制造之法：第一，想法使英、美为其后援或使有西欧安全之保障。第二，中苏关系益密，日方感觉不利，对苏联挑衅，则苏联不能忍受，彼必起而与之周旋矣。”（30）这两计虽然看来高妙，实则难以办到。首先，此时英、美根本无意介入中日战争，甚至在武汉、广州失陷后仍旧如此。1938年10月26日，正极力寻求西方援助的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同法国外交部秘书莱热会谈时，莱热直率地说，美国政府的态度相当消极，“目前它不希望作出任何行动，即使是关于联合调停这样的行动它也无意介入”（31）。当时驻英大使郭泰祺也报告说，英国不响应苏联关于采取联合行动以帮助中国的倡议（32）。可见，指望英、美作苏联后援办不到。至于西欧安全问题，根本不是中国所能解决的。其次，以密切中苏关系来激化苏日矛盾以至引起战争的想法亦未免太幼稚，因为决定苏日关系的因素不仅有中苏关系，还要取决于其它许多国际国内因素，如苏德矛盾、日美矛盾等，苏日决策人物的头脑不会如此简单。
    然而，无论杨杰还是蒋介石在当时都意识不到这一点，在其谋略落空后，他们仍未放弃原有企图。这里要指出的是，当时对苏联能否参战具有清醒认识的当属蒋廷黻。蒋廷黻是1936年10月受命为驻苏大使的。赴任之际，国内各方面都对他寄予厚望。他说，各方“要求我能设法使苏军与我并肩作战，抵抗日本侵略。他们相信我一定能进行此一重要工作，他们希望不仅是进行，而且一定要完成此一工作。”（33）然而，也正是蒋廷黻最先察觉到此时要求苏联参战是不可能的。1936年12月，他在同苏联外长李维诺夫会谈时就已确立了这种看法。李维诺夫表示，一旦中日开战，他对中国不作任何军事援助的承诺。因为第一，苏联必须西线绝对优先；第二，苏联援助中国的承诺会引起西欧的怀疑。但李维诺夫同意贷款给中国购买苏联的军事设备（34）。显然，李不肯承诺的军事援助是指出兵一事。蒋廷黻由于了解到第一手情况，因此对苏联参战不抱什么希望。蒋廷黻对苏联不会参战的预见是正确的，但这一观点并未引起蒋介石的重视，用蒋廷黻的话来说，这是因为蒋介石“执着苏联准备对日作战观念”（35）。这样，持现实主义态度的蒋廷黻反而受到谴责，被认为是“误解苏联的意图”（36）。蒋廷黻说，因为这一点，也许还有其他理由，1938年初他被解职回国。
    就在蒋廷黻回国时，孙科正肩负请求苏援（包括请求参战）的重任赴苏。孙科进见斯大林后，方知蒋廷黻所言为实。2月7日，孙科电告蒋介石：“苏联愿始终相助，促我胜利，但若须立即参战，则以国际时机未至，仍留有待，俟时机成熟，如经国联决议制裁，至少亦得英、法、美与苏一致，始能动兵。此时若苏独自出兵，恐将促成日本上下团结，促进德、意更积极助日，分裂国际对我同情，引起苏联助我赤化误会，反于中国抗战甚为不利。”（37）毕竟孙科的身份、地位与蒋廷黻不同，这封电报对蒋介石的态度变化确实发生一些作用。1938年3月10日，蒋介石在给杨杰的电报中说，现日军正派8－12个师侵犯华南，“如此，其在满洲兵力空虚，务希速商伏帅，如俄能决心攻倭，则此时对满、鲜乘机进取最好，否则对满、鲜边境速增重兵示威以牵制敌军，勿使其全力南犯，亦於战局大有裨益。”（38）由此可见，蒋的要求有所降低：苏联如不出兵，示威亦可。证明蒋态度发生变化的另一事实是对张鼓峰事件的反应。事件尚未结束时，国民政府的不少官员认为该事件是苏日战争开始的信号，重新燃起苏军参战的希望。蒋介石却不以为然，表示赞成蒋廷黻以往的看法，说中国应一如既往，仿佛没有发生这一事件一样。蒋廷黻认为，如果说蒋介石以前对苏联参战还抱有幻想的话，那么这时已明显放弃了这一幻想（39）。果然，不久，苏联便同日本达成停战协定。但蒋介石也并不像蒋廷黻所说的那样，放弃了对苏联参战的幻想。在后来武汉会战期间，他还是希望苏联能出兵援助。9月30日，蒋在同新任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卢干兹奥尔斯基会谈时说，目前欧洲局势可暂望安定，苏联不必有西顾之忧，应“趁此时机亟宜予远东侵略者之日本以教训”（40）。翌日，蒋又电示杨杰向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转达“现在我抗战已将十五个月，抵御侵略已达最艰苦之严重关头，中国本身力量已完全发动使用殆尽，苏联必不愿中国功败垂成，使东方侵之狂焰高张（涨），世界祸患更难收拾，故望从速考虑等语”（41）。但苏联此时不参战已为既定方针，因而蒋介石的求援当然没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