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现代中日关系自晚清至今，是一条极为坎坷的路途，其过程可以归纳为“相互依存、竞存、敌对”三个侧面混合存在的情形。特别是日本的大陆政策发展及侵略行为使中国蒙受重大损害，双方的“敌对”部分，最为世人所注意。中国对日本的“羡憎交织”情结至今仍是中国对日关系演变中暗藏的潜流。
    在中国现代史的范围中，抗战时期的历史别具特性，因为抗日战争对中国而言，乃是事关民族存亡与国家再兴之一战。在抗战的过程中，在中国不论是国民政府统治区，或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皆呈现重大的变化。对于上述两者之研究，经过各地众多学者的努力，已取得相当的成果。但是相对而言，在中国为日本军占领的地区，既所谓的“沦陷区”的研究，显然是较为贫乏。特别是汪精卫伪政权成立之后，其治下区域的政治社会变化呈现的另一种容貌，近年来逐渐吸引各方研究者的关注。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沦陷区制造了数个傀儡政权，其中以汪伪政权最具代表性。日本由于是卵翼汪政权之主事者，故收藏有丰富的史料，研究成果虽然数量有限，但也具有相当的水平。日本的研究具有几个特性，一是对沦陷区之研究划分成两个范畴，对傀儡政权之研究多置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范畴，对占领地支配的研究则置于日本史或殖民地统治的范畴，后者的研究成果明显地超过前者。二是研究的方向，经济面胜于政治面，对于占领地经济支配有极为深入的研究成果。三是研究态度的问题，对于日本军国主义，批判胜于辩护；对于汪伪政权则同情多于斥责。以下本文则实际列举有关汪精卫及汪伪政权的若干研究成果，略作考察及介绍。
    二、以汪精卫为主题的历史研究
    日本历史学界以汪精卫为主题的研究为数并不多。早期庆应大学教授山田辰雄研究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著有《中国国民党左派之研究》一书，由于汪精卫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为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书中述及汪精卫及改组派的政治活动等问题，对于国民党左派的政治路线作了极为深入之分析。此外，已经过世的中国近代史专家永井算已，致力于清末民初中国革命运动发展历史的研究，曾著文论述辛亥革命前夕汪精卫刺杀摄政王一事，剖析此事件背后的革命派与立宪派的互动情势。这些研究虽然并非以汪精卫个人历史为主要研究主题，但是浮现了汪精卫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其后有关汪精卫的研究并不多见。近年来，值得注目的是明治大学的土屋光芳的一连串关于汪精卫的研究成果。土屋早期乃是研究20年代中日关系问题，后来致力于汪精卫研究。其所发表过的论文，自1988年开始，依发表时间顺序有《汪精卫与“和平运动”政策--从高宗武的角度来看》、《汪精卫与“政权树立之运动”》、《蒋汪合作政权成立前史》、《宁汉分裂期有关虚幻的蒋汪合作》、《汪精卫是否为“改组派”的指导者？》、《汪清卫为何从“反蒋运动”转换成“蒋汪合作”？》、《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与“大亚洲主义”》、《蒋汪合作政权的对日政策--从不抵抗政策到“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围绕着汪精卫的“两败俱伤电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试练》、《对于汪精卫的民主政治论的考察》、《汪精卫的中日关系印像--友好？还是敌对？》、《汪精卫的“约法”论--从“党治”到“法治”》、《对于辛亥革命前后有关汪精卫的国家观之考察》等等。此皆发表于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研究所的期刊《政经论丛》之中，由份量来看，不久将来应该会汇编成书出版。
    望月敏弘在《近十年来日本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以国民党关系人物为中心》一文中，曾对土屋光芳的研究作分析，认为其研究成果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从1925年到1932年的政治史；二为20年代中叶到1932年为止的民主政治论；三则是以“和平运动”为中心的对日姿态与活动。第一及第二部分，是在“以党治国”框架中讨论政治自由所带有的局限性之同时，呈现汪精卫作为国民政府能够民主化之文人政治家的图像。第三部分则是从对共产党势力扩大的危机意识，以及对中日之间和平的冀求间，捕捉“和平运动”的理论，强调汪精卫由于热心提倡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主张尽早实行大亚洲主义一事。
    土屋光芳的研究，在资料利用上令人惊讶，对于大陆、台湾、欧美等地的已刊史料及专书掌握极为充分，并且利用了高宗武未刊回忆录等等，可谓广征博引。但是尚未能对已为人所知，海峡两岸档案馆中有关汪精卫的未刊行史料加以引用。惟其援用政治学的手法来解释汪精卫的政治思想及政治行为，立论观点颇有新意，其后续研究令人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