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和平工作方面之研究
    日本历史学界在对第二次中日战争的研究中，对有关和平运动或和平工作的问题颇为重视，其中汪精卫与和平运动之关系亦为焦点之一。早期有关和平工作的研究以概论居多，代表作如卫藤审吉《对华和平工作史》（收录于《东亚细亚政治史》一书）、秦郁彦《日华事变--围绕和平工作与讲和条件》（收录于《日中战争史》一书）、松崎昭一《日中和平工作与军部》（收录于《昭和史的军部与政治》一书）等等，其多是利用日本方面的回忆录及日本外务省史料或战史资料为主要论证根据，相当多的部分是论述汪精卫与和平工作。从80年代开始，大陆、台湾方面开始相继出版有关汪精卫及汪伪政权的史料或专著，逐渐引起日本学者的注意。特别是1986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第一次汪精卫政权学术讨论会，日本方面也有数位学者专家参加。热烈的讨论使日本学者感受极深，他们在回到日本之后，纷纷撰写有关参与会议的经过及感想，使日本学界受到一定的刺激与影响。此后，有关和平工作的研究或汪伪政权的研究渐渐增加。
    例如，近年来先后出版了两本有关和平工作的专著，1991年有户部良一的《和平试探者--支那事变和平工作的群像》，1995年则有刘杰的《日中战争下的外交》。有关中日间的和平工作实施依战争发展的经过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期是七七事变爆发开始到八一三事变前为止战事限于华北地区的时期；第二期是战事由于八一三事变发展成为全面战争性质，到隔年1月“第一次近卫声明”发表为止的期间；第三期是其后汪精卫工作的开展到1938年底汪离开重庆；第四期是其后到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为止；第五期是太平洋战争开始到日本战败为止。
    在日本以和平工作为题的专著，户部的书是第一本，户部从第一期写到第三期为止，有一章专门讨论汪精卫的和平工作，相关部分也散见其他章节。其研究目的简单地说，既然和平工作的历史全为失败的历史，和平工作的研究便是重新追究其为何失败的原因，以及通过其失败原因的讨论，明了当事人的苦恼及政策决定的实际情况。他的研究着重于从事和平工作的人事因素，与不同的管道所造成的竞争情形。对于汪工作中涉及的日本人，户部认为他们犯的错误是对汪精卫的力量评价过大，但是肯定其等含有所谓“支那通”的良性部分。由于户部服务于防卫大学，自能充分掌握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的资料等，并且利用英国的外交记录以为佐证。对于书中未提到的第四、五时期，户部在其后发表的论文如《对中和平工作1942-45》（1995年）中予以补充，除此之外尚有《陆军“支那通”与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否认论的源流》（1994年）、《支那事变与和平工作--是什么防碍了早期终结》（1992年）等。
    另外一本刘杰的专著，在日本有相当不错的评价。该书与前述户部的书有同样的时期范围，写至第三期为止，也有一章是专论汪精卫工作。刘杰在此书中，网罗了不少的资料，在善用外务省史料馆所藏资料之外，也利用了外务省史料馆所未收藏的日本驻北平大使馆的资料，这想必与蔡德金先生有所关系。户部对于所谓“谋略工作”给于善意解释的作法，刘杰有所异议，遂在书中以“对华工作”取代“和平工作”的用语，强调应以包含对战后日中关系构想的广角度，再次重新捕捉战争下的日中关系。刘杰认为以往的说法强调以“高宗武工作”为始的“汪精卫工作”是中途变质，转换成为树立伪政权的“谋略工作”说法并不正确。表示该工作一开始便是为了树立强力的新政权而进行的削弱国民政府使其崩溃的策略工作。其后，刘杰尚发表有《汪兆铭政权之树立与日本的对中政策构想》（1996年）、《昭和十三-十四年的新中央政权构想--“吴佩孚工作”为中心》（1995年）等论文，针对后期汪精卫工作的诸问题详加论述。
    在论文方面，尚有高挢久志的研究。高挢现为上智大学教授，曾在防卫研究所战史部服务，熟悉战史资料，并积极走访当时的日本军方人物，为日本军事史学会主要成员。其研究偏重以日本陆军的角度来考察有关和平工作及汪政权树立问题，及日本陆军的对华认识。著有《日华事变初期有关陆军中枢部--从不扩大派的挫折到汪兆铭工作》（1985年）、《日中战争和平解决之摸索--日华事变初期以关于陆军的动向为中心》（1986年）等论文。其他相关的论文，尚有判泽纯太《汪兆铭的重庆脱出与日本之对应》（1981年）、伊原泽周《近卫内阁与汪精卫的重庆脱出》（1989年）等，是针对汪精卫离开重庆一事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