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评价是历史评论的重要内容。人是历史的主体，历史因人而多姿多彩，对历史的总结主要是指对人在历史上活动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史记》“太史公曰”和《资治通鉴》“臣光曰”中就有大量史论是人物评论。赵翼是清乾嘉时期的考证史学大家，和其他考据学者相比，有鲜明的学术个性。他有独特的治史旨趣，故自称其代表著作《廿二史札记》（以下简称《札记》）“大半论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这其中有不少议论是关于人物评价的，表现了赵翼不同于其他考据学者的卓越史识。
    一、评价历史人物 揭示时代特征
    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生活在特定的时空中，而每一时代都有其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征，时代特征依赖于历史人物的活动体现出来。结合时代特征评价历史人物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既评价了历史人物，又揭示了时代特征，避免了就人论人、脱离时代而论人的偏向。赵翼评价历史人物正是把历史人物放在具有一定特征的时代背景之下，把评价历史人物同揭示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因此他的论述历史人物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赵翼在评价汉武帝时，没有像司马迁、班固那样对汉武帝进行全面的分析，而是把他放在西汉王朝鼎盛时期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选取既能代表武帝时期时代特征，又是封建政治大端的用人、纳谏和刑赏等重要问题，评价了汉武帝的主要功过。这集中见于《札记》卷2， 即通过“上书召见”、“汉武用将”、“武帝三大将皆由女宠”、“武帝刑法之滥”、“两帝捕盗法不同”5条评价了汉武帝的主要功过。 赵翼通过汉武帝对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等人的信用，认为汉武帝虚怀若谷，大度容人。特别是汉武帝对东方朔的态度更让赵翼再三赞叹。东方朔上书武帝，说自己，“年十三学书，十五学剑，十六学诗，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亦诵二十二万言。今年二十二，长九尺二寸，目若悬珠，齿如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臣也。”汉武帝对东方朔的自我标榜，并没有认为是轻狂恣肆，反而让他待诏金马门。赵翼据此认为武帝“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人如不及，宜乎兴文治、建武功为千古英主”。赵翼认为东方朔“如在后世，岂不以妄诞得罪，乃帝反伟之”。他对汉武如此赞扬，可以理解为对后世皇帝不能重用贤才的抨击，也包含赵翼个人的感慨。因为赵翼本人就是因疏慢见忌、伉直被摒的。赵翼搜集了《史记》、《汉书》中卫青、霍去病、韩千秋、李广、公孙敖等人的事迹，表彰汉武帝“长驾远驭，用人不拘一格，使怀才者皆能自达”，而同时又能操纵赏罚，“恃功骄蹇者，挫而用之；畏懦退缩者，立诛无赦”，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赵翼对汉武帝的评价又是放在整个西汉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没有孤立地评价汉武帝。他引用陈平、娄敬等人的传记材料，认为“高祖创业时固以人才为急也”，指出善于用人纳谏是高祖以来的汉家传统，也是西汉强盛的根本原因，这样就把评价汉武帝同总结西汉王朝强盛的经验教训结合起来，使后人对西汉这个时代的理解更加深刻。这是赵翼的学术特色，即考察历史问题，很重视纵向观察，看它的源流和演变，以几百年的历史作为背景来观察。正因为如此，赵翼的议论大都视野广阔而见解深刻。
    赵翼对汉武帝的评价还有朴素的辩证精神。在“武帝三大将皆由女宠”、“武帝时刑法之滥”、“两帝捕盗法不同”三条里，赵翼批评汉武帝用人唯亲，谴责他任用酷吏，滥杀无辜。“武帝时诏狱益多，二千石系廷尉者不下百余人。其它谳案一岁至千余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人，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廷尉及中都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又十余万。”由于酷吏横行及其它原因，致使百姓轻于犯法，“盗贼”横行，农民起义不断，攻城邑，掠库兵。汉武帝又错误地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政策，实行沉命法，致使地方官吏畏惧不报，而盗贼愈来愈多。赵翼又把武帝时解决“盗贼”问题的办法同东汉时刘秀的办法相比，指出刘秀的政策是“法稍疏而盗易散”，武帝的政策是“法愈严而盗益多”，并认为“此亦前世之师也”。这样一来，汉武帝的时代特征就更加明显了。
    赵翼对刘秀的评价也是密切地联系东汉初年的时代特征，通过评价历史人物，深刻地揭示东汉初年的重要问题。在“光武信谶书”条里，赵翼考察了谶纬之术的起源，搜集了《后汉书》里的大量材料，指出光武帝刘秀迷信谶书，据谶书以用人行政，“廷臣中有信谶者则登用之；其不信谶者则贬黜随之”，对谶书的迷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几等于圣经贤传，不敢有一定致疑”[1]（卷4）。“光武信谶书”条下即是“光武多免奴婢”条，在这里赵翼赞扬了刘秀“加恩于奴婢者，更史不胜书”。他根据《后汉书》里自建武三年至建武十四年的诏书，指出光武帝多次释放奴婢，“光武独为之偏护，岂当时富家巨室，虐使臧获之风过甚，故屡降诏以惩其弊”。赵翼进一步指出刘秀之所以多免奴婢是因为他生长民间，对奴婢的痛苦遭遇耳闻目睹，有着深切的同情，故即位以后多次下诏释放奴婢。
    东汉初年有一重要政治措施是“进文吏，退功臣”。赵翼在“东汉功臣多近儒”条指出，“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帅皆有儒者气象”，认为是“一时风会不同”，是东汉初年的时代特征，也是东汉初年政治对西汉初年政治的一大进步。赵翼进而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刘秀年轻时曾在西汉太学“受《尚书》，通大义”，即位以后，“每朝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因为刘秀“本好学问”，非同“汉高之儒冠置溺也，而诸将之应运而兴者，亦多近于儒”。赵翼又根据《后汉书》中邓禹、寇恂、冯异、贾复等人的传记，描绘了一幅东汉初年的儒生功臣群像，进一步指出：“光武诸臣，大半多习儒术，与光武意气相符和。盖一时之兴，其君与臣，本皆一气所钟，故性情嗜好之相近，有不期然而然者，所谓有是君， 有是臣也”[1]（卷4）。
    赵翼对光武帝信谶书、免奴婢、功臣近儒三大问题的评价，确实抓住了东汉初年的政治特征。赵翼的这一成果被后世的史家以不同的形式引用，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通史著作和断代史著作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