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分裂割据的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政治家，尽管这些政治家的功业和大一统时期的政治家无法相比。如何评价这些历史人物，是仅仅根据其功业大小，还是既考虑功业大小，又考虑其政治品德和才能，从而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特别反映史家本人的史识。赵翼对这一时期的曹操、刘备、孙权、北魏孝文帝等都有评价，而对南朝陈武帝陈霸先的评价更显示出赵翼的过人史识。他认为陈霸先“起自寒微，数年而有天下”的根本原因是在于能用人，赵翼没有全面地评价陈霸先的用人，而是抓住陈霸先“多用敌将”这一特点，指出陈霸先的度量“当时早有以见信于人，故能驱策群雄，籍以集事”。赵翼又引用魏征的评论说他“志度宏远，怀抱豁如，或取士于仇雠，或擢才于亡命。掩其受金之过，宥其吠尧之罪。委以心腹爪牙，咸得其死力。方诸鼎峙之雄，足以无惭权、备也。然则虽偏安江左，固亦帝王之量哉！”[1]（卷12）这里赵翼并没有苛求陈霸先的功业， 而是注意到最能代表其个人特点和时代特征的“多用敌将”的帝王之量。
    二、对有争议的人物勇于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对有争议的人物如何评价，是人云亦云，随人短长，还是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这既需要见识，又需要胆魄。赵翼有一首《论诗》七绝：“只眼须自凭主张，纷乱艺苑漫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2]（卷29）。 赵翼反对矮人看戏，随人短长，主张站在时代的高度，自凭主张。他是这样论诗，也是这样论人。对于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他总是勇于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尽管这些看法可能会违背封建伦常和时贤先圣的定论。
    对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首先要求在评价标准上有突破。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既有道德标准，又有价值标准。单纯以道德标准或以价值标准评价都会失之偏颇。只有坚持道德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统一，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女皇帝，但在男权至上的封建社会里，历代对她的评价贬抑甚多，对其私生活更是如此。赵翼在评价武则天时特别重视其“大端”，又不放过其“小节”，妥善处理大端与小节之间的关系，主张“见其大，识轻重”[1]（卷6）。赵翼没有回避对武则天残忍狠毒的批评，在“武后之忍”条里，赵翼列举了大量的材料，证明武则天杀政敌、杀中外臣僚、杀李氏宗室、杀异母兄侄、杀高宗子孙、杀亲生子女、甚至杀自己的男宠薛怀义，认为“古来无道昏君和英主好杀者”都比不过武则天，她是一位“千古未有之忍人”。但封建社会里许多皇帝的登基都伴随着多少人头落地，千古明君唐太宗也是杀兄弟、逼父皇、娶弟媳、戮侄男，武则天不过是因为身为女主而更显突出而已。在武则天之前，也有“纵欲而杀子”的太后，但都是“徒有武后之失德，而无武后之雄才”[1]（卷19）。 赵翼在接下来的“武后纳谏知人”条里指出“武后之淫恶极也，然其知人纳谏，亦自有不可及者”。他从新、旧《唐书》刘仁轨、王方庆、杜景俭、朱敬则、韦安石等人的传记材料里搜集爬梳史料，说明武则天不仅在论列朝政时能够纳谏，即使对于直陈其淫秽之丑的大臣也能优礼包容，更是难能可贵。赵翼认为纳谏知人是大端，在这方面，武则天能够“独握其纲，不惜官爵，笼豪杰以自助，有一言合则不次用之，不称职也废诛不少假”。“当时称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对唐朝中后期政治起了积极的作用，是一位“女中英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于武则天的私生活，赵翼超越了封建的伦常观念，认为她身为女主，拥有几个男宠，是“无足深怪”的“末节”。在诗中更大胆地写出了“臣仆不妨居妾位，英雄何必在男身”[2]（卷29）的诗句，这在当时更是难能可贵了。
    评价历史人物要考虑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历史地看待历史人物，这是衡量史家见识、水平的尺度。冯道在中国历史上是已有定评的人物。他历仕五代时期的4朝10君，对朝代的更替，政权的丧亡， 君主的进退，从不以为意；自称长乐老人，著《长乐老自序》，叙述自己在各朝所得的勋阶官爵以为荣耀，历来被认为是“不知人间羞耻”的人。《旧五代史》批评他“事四朝，相六帝，何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欧阳修也批评他没有廉耻。与赵翼同一时代的王鸣盛虽然认为五代之际，“国如传舍，君如弈棋，如道之所为者甚多”，但基本上对他是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不智，不知命，《长乐老自序》“阅之令人嗢噱，又令人呕哕”[3]（卷95）。 赵翼并没有人云亦云，随人短长，而是知世论人。所谓知世，就是认真考察冯道所处的时代，研究那个时代的社会风俗、社会心理和价值标准以及时人对他的评价。所谓论人，就是考察冯道此人的事迹、行历，看他在那个时代到底做了哪些事情，特别看他做了哪些别人没有做、做不到的事情，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通过考察，赵翼发现在五代十国天下大乱的年代里，冯道“独能以救时拯物为念”。唐明宗时，连年丰收，冯道劝明宗“居安思危，以春雨过多，劝帝广敷恩宥”。耶律德光入侵中原，百姓生死存亡危在旦夕，冯道以过人的智慧，一语解危。他对耶律德光说：“此时百姓，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当时人认为是“一言而免中国之夷灭”[1]（卷22）。后汉时禁用牛皮，有20余人犯禁当死， 冯道力争获免。史圭因铨选事与冯道不和，冯道反而荐他为刑部侍郎。赵翼据此认为五代是一个天下大乱、民命倒悬的年代，50多年里，换了5 个朝代，10几个皇帝，“朝如传舍，君如弈棋”。在这样的变乱年代里向哪个皇帝尽忠，为哪个朝廷持节？又有几个皇帝值得臣下为之尽忠持节？如果用固定不变的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未免太过拘执。赵翼通过考察还发现，在冯道所处的年代里，社会风尚亦是如此，全不以历仕多朝数君为耻。像冯道这样的人还有张全义、郑韬。郑韬历事11个皇帝，也是既无官谤，又无私过，无论贤愚都称赞颂扬。而时人对冯道的评价更高，他死时寿至73，时人把他与孔子相提并论。在对冯道及所处的时代进行认真研究后，赵翼认为冯道“实能以救济为心，公正处事，非貌为长厚者”，“德望为遐迩所倾服，固亦有由。至于历事数姓，有玷臣节，则五代之仕宦者，皆习以为固然，无足怪”[1]（卷22）， 使冯道得到了公正的评价。这一观点，获得不少当代学者的认同。（注：南怀瑾在《论语别裁》，葛剑雄在《乱世中的两难选择--冯道其人其事》中，也有和赵翼大致相似的观点。）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变法人物，也是受非议较多的人物，连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也大骂王安石是一位“肆无忌惮”的小人。一般认为王安石实行新法，引用奸邪，更张法令，以至于导致北宋后期的吏治腐败，招致金兵入侵，二帝北狩，把北宋灭亡的原因完全推到王安石身上。赵翼在“王安石之得君”条里认为时人“皆咎王安石为祸”是不公正的，是不知道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原因是宋神宗自命为大有为之君，早有收复燕云失地的大志。“欲用兵必先聚财”，这样便有了青苗法、免役法；“欲聚财必先用人”，于是便任用吕惠卿、章惇等人。赵翼批驳了王安石贻误宋神宗的观点，认为是宋神宗“一念功名之心自误也”，把王安石变法及失败的主要原因作了合理的阐释，指出了宋神宗应该承担的责任。在《咏史》诗中，赵翼更对王安石作出高度的评价：“荆公变祖法，志岂在荣利。盖本豪杰流，欲创富强治。高可追申商，苏绰乃其次。”[2]（卷30）认为他是和商鞅、申不害相媲美的英雄豪杰， 北周的苏绰也无法和他相提并论，指出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想创造富国强兵的治世局面。
    王安石最主要的新法是青苗法，也是受抵制遭反对最激烈的新法。赵翼搜集史料，认为青苗法并不是王安石首创，在觐县实行青苗法时，“民自有利而无害”，因此王安石将之在全国推广。赵翼认为青苗法的失误在于不该把适用于一州一府的政策，不考虑任何条件地强制推行于全国各地。赵翼进而认为再好的政策也要由操守廉洁的人来执行；如果由德薄才缺、一心谋私的人来执行，再好的政策也会变得百弊丛生。赵翼对人与制度、政策之间辩证关系的探索是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的指导意义的。综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因为用人不当而导致变法失败的又何止王安石。在这里赵翼评价历史人物，是就事论人，再由人论事。所谓就事论人就是通过历史人物的事迹来评论历史人物的功过，而由人论事就是由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总结出带有普遍意义的通则。赵翼通过对王安石的评价认识到一个真理，那就是适用于局部地区的政策不一定能在全部地区推广，因为各地的情况不一样。赵翼的这种思想就是放在今天也依然有它的闪光之处。他没有简单地肯定或否定王安石变法，而是具体地指出新法出现问题的原因所在，这应该是持平之论。
    乾嘉时期另一位考史专家钱大昕对王安石也有评价，但观点却不相同。他认为王安石与“古来迷国罔上之臣如出一辙”，“非独得罪于宋朝，实得罪于名教，岂可以其小才而末减其狂惑丧心之大恶哉！”[4] （卷7）我们虽然不能据此断言赵、钱二人学术的优劣高下， 但至少在如何评价王安石这一点上，赵翼的见识远远高过钱大昕。难怪钱大昕为《札记》所写的序言中也承认赵翼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议论平和、识见宏远，看完《札记》后使自己出了一身汗。仔细品味钱大昕为赵翼《札记》所作的序言，当知不是泛泛的客套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