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造国”理论探索中的曲折
    国民革命时代是一个矛盾迭出、风云涌动的时代，它要求有一个政治上成熟的革命政党来审视社会发展走势，把握影响社会发展的各种政派力量，真正成为时代的驾驭者。然而，中共此时确实是一个未经大风大浪淘洗的年幼的无产阶级政党，而担当中共早期核心领导者的陈独秀恰恰是一个兼跨新文化启蒙与国民革命两个异质时代的典型人物。正如他自己所言：“前半期，即‘五四’之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盖以大战后，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注：陈独秀：《辩诉状》，原载《陈独秀自撰辩诉状》，上海亚东图书馆1934年版。）既是兼跨异质时代的代表人物，那么，表现在他身上即是兼容了前后两个时代的不同历史特质，有时笃信社会发展的典型程式并且受制于国民革命发展的具体历史环境和实践过程，使得他在“造国”方案的探索问题上呈现出坎坷曲折的征象；阶级根性的启蒙思想积淀和对时局发展的某种失落感促使他对原来探索的“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国家社会主义”这种“造国”方案也失掉了信心，尤其是在《造国论》发表5个月后，1923年2月，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因“二七”大罢工的失败而暂时转入低潮。这种历史变局对陈独秀的负面影响首先表现在他对顺利实现他初始的“造国”方案的失落和怀疑，而这种失落和怀疑除了来自国民革命对象的残忍、顽固和强大，主要的还在于他从五四启蒙和国民性批判时期即积聚起来的根性认识因素。根性认识直接导致了他对无产阶级所做出的总体评价：幼稚而非强固。“二七”大罢工失败以后的4月份，他曾作过这样的推测：“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注：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期。）这种不确定的国家前途认识在12月份的一篇专论中得到印证。他认为：“国民革命成功以后，在普遍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在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注：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号。）此时，陈独秀已陷入了不想“预见”国家前途的失落心态。
    1924年国共合作顺利实现，1925年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中工人阶级奋起抗争的勇猛斗志暂时激励了陈独秀曾一度失落的心态，但国民党内极右派人士屡屡制造党际矛盾，防范和遏止中共的倾向日趋抬头。极富封建性的研究系分子曾发难质问道：“国民革命成功后必然发生两个问题：（一）信仰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党，将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二）赤俄必定帮助列宁党战胜国民党左派，将中国设为他的赤塔共和国来主持中国的一切事业。”既然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被反动者明了地提出来，陈独秀也就只好作答，他的答疑虽然带有反击“中国半封建势力”的主旨，但其革命色彩已经暗淡了，撰写《造国论》时的积极乐观情绪荡然无存，陷入了他“造国”理论探索与实践的低潮时期。他在反击研究系机关报《时事新报》9月21日的时论时说：“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在国民革命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是不会有向左超过民主主义的倾向的，或者有时比国民党左派分子一时浪漫的说话还右一点也难说。我们还敢说：即国民革命成功之建设时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在那时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有到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注：陈独秀：《我们为什么争斗？》，《向导》第172期。）陈独秀在文中还特别强调指出：“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注：陈独秀：《我们为什么争斗？》，《向导》第172期。）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的“造国”方案探索也是史学界对陈独秀大为非难的问题。（注：史学界称其为“二次革命论”，并认为它代表了陈独秀在国民革命中的主流思想，其实并非如此，真正意义上的“二次革命论”仅仅存在了半年左右时间。）
    （三）工农阶级民主独裁制与四种经济成分并行的“造国”理论演成
    1926年底至1927年初是中国革命与反革命势力角逐对峙的时期，政局演化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态势。在革命阵营中也孕育着不稳定因素。国民党内的右派屡屡挑起同共产党对立的事件，中共中央面临着种种“危险的倾向”。在这种背景下，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扩大会议，其中心议题就包括了如何应对中国的变局问题，会议专门通过了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也就是这个著名的中国问题决议案推动了陈独秀“造国”理论的演进，促使他终于提出了在政治上构筑工农阶级民主独裁制度，在经济上保持四种经济成分并行的新型“造国”方案。这一方案的提出，实现了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最为接近的融通和对接。它标志着陈独秀在国民革命时期，对造国理论探索的开创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