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力行社常用“排山倒海”一词来形容日本侵华的攻势，这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从甲午之战到热河事件，“战事的失败，屈辱的投降，土地的割让，边境的占领，一切的一切都享受了”（注：孙伯謇：《为民族生存而战》，载《前途》（上海）第1卷第4号，1933年4月1日出版。）。中国军民乃至官方蒙受的种种屈辱真是罄竹难书，“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预言终于成了“难堪的事实”（注：蒋坚忍上引书，“前言”部分、第1页；刘健群：《复兴中国革命之路》，第41-46页； 贺衷寒：《一得集》，上卷第118-119、183页；下卷第530-531页。）！
    在这一凌厉攻势下，中国政府、军队的表现又是何等的软弱、无能和无知！力行社大声疾呼：“我们不要自谕有二百万军队，自夸有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假如再这样消沉衰弱下去，中国随时都有亡国的危险的！”（注：刘健群：《复兴中国革命之路》，第54，203页。）
    在此危难时刻，力行社竭力倡言总结经验教训，卧薪尝胆以雪前仇。在力行社开出的当务之急的救亡图存的清单上，抗日准备、改造教育和繁荣农村首当其冲；统一、安定和建设必不可少；利用外资发展工商，推行货币改革和粮食统制，以充实国力和经济基础也很重要；领袖崇拜，改造现存官僚制度，整顿国民党，肃清贪污，完善民众组织则是政治改革的诸要素；提倡牺牲和尚武精神，振奋萎靡的精神，根除升官发财贪生怕死的卑劣心理同样时不我待；整顿军队，“安内”、“剿共”更是迫在眉睫。力行社的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救国方案固然可观，然而，他们有关提高民众的民族意识、加强民众的军事训练和强化新闻宣传控制等方面的系统论述更令人深感兴趣。
    中国民众民族意识甚为薄弱，力行社惊叹，中国的汉奸、卖国贼实在太多了。力行社认为还有另一类汉奸、卖国贼同样可憎，这就是间接帮助敌人来灭亡中国的人，凡是作不负责任、不名誉事情的人均属此类。在消灭汉奸、卖国贼的同时更要铲除这些敌人灭亡中国的间接帮手，因为“作坏事就是卖国，作坏事就是卖国贼”。另外，那些口里高喊抗日救国的军官，只知克扣军饷而从不整顿军队，临战时一触即溃的就是汉奸；平时鱼肉百姓，弄得民穷财尽，造成作战时粮饷困难的也是汉奸。总之，凡是对国家民族毫无帮助的都应视其为汉奸（注：蒋坚忍上引书，第94-96页；刘健群：《复兴中国革命之路》，第39-40页；邓雪冰上引书，第一部第49、78页；贺衷寒：《一得集》，上卷第186、 209页；刘健群：《如何抗日救国》，新粤刊社1938年编印，第41页。 ）。
    据力行社看来，中国在抵御外侮的战争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在物质条件贫乏的同时精神上也出现了种种缺憾。中国的民族意识不及日本的民族意识，因此日本帝国主义便利用这种强大的力量进攻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讲，中日战争更是一场中日民族意识之战。蒋坚忍警告道：“如果你们没有民族的意识，将来都有做汉奸的可能！做卖国贼的危险！”为激励民众的民族尊严和民族自信心，贺衷寒特地引用日本名相大隈重信的话：“我们日本人要学欧美的文化，只须30年就学会了；但要学中国的文化，我们今后还要300年。”总之， 没有民族意识的民族必亡，相反，只有首先在精神上战胜日寇，才能最终挽救国家和民族，对此理念力行社是一清二楚的（注：蒋坚忍上引书，第65-66页；贺衷寒：《学与干》，第32页；贺衷寒：《一得集》，上卷第182-183页；下卷第378页；邓雪冰上引书，第二部第64页；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中国民众由于深受数千年来传统教育的影响，素来鄙视尚武精神，忽略体育锻炼。面对30年代日寇兵临城下的现实，力行社极力主张革故鼎新，提倡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要文武不分，多加注意军事训练，将军事知识输入民众的头脑中；要以现代军人为模范，肩负起复兴民族的历史使命；要向日本学习，将普通教育和军事教育结合起来（注：刘健群：《复兴中国革命之路》，第203、205页；贺衷寒：《一得集》，上卷第382-383页。）。
    令人尤感兴趣的是，除去像戴笠专门著有详细论述特工活动的著作《政治侦探》外，贺衷寒向政工人员提及了某些特工性质的训练，诸如保守秘密、确保联系等；邓文仪也向参加学生军训的年青人特别介绍了具有同样性质的侦探、射击和通讯等训练内容（注：贺衷寒：《一得集》上卷，第233页；邓雪冰：上引书，第44-46页。）。 力行社宣扬这类技术技能的训练旨在改善提高军队政工人员和学生的军事素质，因为这也属于抗日活动的范畴之中。
    面对强寇深入国土，特别是面对屡战屡败的现状，力行社格外重视宣传和新闻控制。贺衷寒认为，宣传要有一定的原则，要把敌人和自己分清楚，“只有自己有理由，敌人完全没有理由”，宣传的意义也在于增加同情我们的力量，宣传意在使人感服，武力意在使人畏服，宣传和武力这二大武器应该是相辅相成的。然而，据贺衷寒看来，中国新闻界没有能够在救亡图存上发挥出积极的功能，可以说弊端丛生。首先，各地报纸经常“侵害”国家民族利益，记者往往和民众联合起来“对付政府”，最后酿成重大政治问题。其次，新闻界自以为是，结果却反被帝国主义得用还蒙在鼓中。反观世界各国特别是日本新闻界，力行社不禁大为赞赏。他们认为包括日本在内的所谓“现代进步国家”的政府于超级地位上对新闻界进行监督和指导，其效果颇佳。故而力行社呼吁，现在中国一切事业都在新兴过程中，而新闻界是一切事业的指导，“关系尤为重要”，应予大力整顿，以达舆论一律、思想统一的最终目标（注：贺衷寒：《一得集》上卷第413-415、471-472、474-475页。）。
    “知耻近乎勇”，力行社对国耻国难以及国内对日现状的全面揭示，旨在唤醒民众奋起抗争，从另一方面展现了其日本观的思想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