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力行社的成员们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所处的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战争的年代，中日战争势必扩大，由此还会引发太平洋战争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于是对太平洋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展望，对中国持久抗战研究便成为力行社日本观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已被日本埋下了，力行社对此大声疾呼。展望30年代上半叶的国际形势，经济战、外交战和军备战的烽火弥漫四方，而这些只不过是“大战前夜之准备战耳”！在这随时可能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实为祸水之源，它侵占中国东三省便可视其为这场世界大战的肇始。它更以东方霸主自居，正在有计划、有系统地做着向世界发出挑战的准备。据蒋坚忍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必然会在太平洋爆发，而战争的焦点则在中国；日美冲突将最终引起战争，由于日美战争必牵入英国；更由于日英美战争，必牵入苏、法两国，以致扩大为全世界的战争。“火药线是早埋好了”。甚至蒋坚忍还预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将先发制人对中国采取的五大步骤。邓文仪则认为日苏战争将成为不久将展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幕。但从美、苏国内种种情形和各国舆论分析，贺衷寒认为日本虽早已成为世界之公敌，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即时发生”的可能性不太大，而这次未来的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则“更扩大更残酷”（注：贺衷寒：《一得集》下卷，第139-141页；蒋坚忍上引书，第1-2、21-22、104-109页；邓雪冰上引书，第一部第16页。）。
    这场未来的世界大战对中国乃至中华民族的命运都是极为重要的。蒋坚忍认为，对中国这么一个没有力量抵抗外来侵略的国家来说，大战中可能有三种结果：第一，中国亡于日本；第二，英美等国战胜日本，中国在形式上虽还能存在，但实际上必做别国的奴隶。即便不亡于别国，也将毁灭于大战的炮火之中；第三，中国自身能奋起抗争，则无论谁胜谁败，中国在此次大战中反可取得自身的独立和自由，并且能完成一部分解放人类的工作。邓文仪同样指出，为了求得中国的独立自由，为争取民族的生存和荣誉， 中国必须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并且作好打10年以上的战争的充分准备；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无可遁逃”地须做一主角；中国决不能有片刻的中立，如同欧洲战争中的比利时，而要成为一有力的战斗员（注：蒋坚忍上引书，第109页；邓雪冰上引书， 第一部第16-16、41、66-67页，第二部第119页。）。
    为了迎接这场无法避免的世界大战，力行社提出了一系列救国方略，诸如团结民心、激扬士气、肃清反侧、认清敌手、不再彷徨苟安、全国上下积极备战等，这里的备战自然包含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各方面。在目前能得到的时间内，“做一分算一分”。因为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决死求生”（注：邓雪冰上引书，第二部第119页；贺表寒：《一得集》，上卷第208页；蒋坚忍上引书， 第110页。）。
    然而，就未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抗战具体战略而言，力行社提出了持久战思想。滕杰在日本从事研究后认为，日本侵华战略是速战速决，日本军阀们认为只要数月的全面战争，中国便会被彻底征服。但是如果有一健全的党，健全的组织，便能有效地动员中国所有的人力物力。运用中国广大的空间与日本进行长期作战，“人众地大”这两大优点是日本没有想到的，而这或许就是中国在未来抗战中克敌制胜的秘诀（注：邓元忠上引书，第104-105页。）。
    日本何以会陷于泥淖，中国何以会持久必胜，刘健群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这点正如刘健群在其《如何抗日救国》一书的封面上醒目注明的：“中国绝对不亡”，“持久抗战必胜”。刘健群认为，日本灭亡中国的上策是币原外交，即放弃军事进攻，而以政治和经济方式从中国掠取，让中国在同文同种感激知己的状态中“如羔羊一般也做了日本的附庸”；日本灭亡中国的中策是策动中苏战争，或参加中苏战争。大战后的中国必元气大伤，“绝对无法可以脱离日本的掌握”；日本灭亡中国的下策是长城战役结束后，以得胜之师径直扫荡华北，根本不必签署什么《塘沽协定》，而当时中国是毫无还手招架之力的。但是这三种策略、三个机会日本都自动丧失了，时至今日只能用苦战求胜的下策了。日本的政略全面失败了，战略也陷于重大错误，仅想凭借飞机大炮的威力，想要从战术的胜利来挽回战局是不可能的。而且日军深入中国内地后，面对中国军队大规模的游击战，它那仅有的一点战术优势也会逐渐丧失殆尽。
    反观我方，有利于中国的形势、好转的机会才刚开始。首先，灭亡别人的国家最低限度的三点日本人都是绝对办不到的，这三点指：1.彻底消灭对方抗战的领导机关--政府；2.斩断对方与国际的关系；3.对占领区有适当的处理办法。其次，中国经济在抗战中有复兴的可能，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在战争中也会发生变化。再次，中国抗战的国际环境十分有利，中国对外援固然不可太抱希望，但也不必过多的失望，因为可以断定没有一个国家会不留意远东问题，特别是英美等在华传统利益甚多的国家，“不怕他们不来，这只是迟早的问题”。
    在确定中国不会亡国后，如何进行持久战，使战局有利我方而无益敌方便成为一个新的课题，刘健群对此提出了其基本思路的要点：一面作战一面准备，不怕失败的而怕气馁，不可推诿抱怨，不可怀疑造谣，不能使政治斗争的意识超过了民族斗争的意识，不要以国内的联合阵线为满足，等等。总之，只有彻底认清自己的前途算定敌人的命运，则“中国绝对不亡，持久抗战必胜”（注：刘健群：《如何抗日救国》，第52-74页。）。
    结语
    从历史的角度看，力行社在30年代的国内外便曾有过“抗日”的声誉，其对手日本侵略者对此更是确信无疑，战后海外史学界也已有过类似的定性（注：徐有威：《海内外对力行社的研究》，《民国春秋》（南京），1996年第5期。）。然而， 由于对力行社抗日活动全面细致的研究颇为罕见，以致终难定论并产生广泛的影响。与此同时，人们对力行社的普遍认识依旧难免“特务组织”之说。
    似乎很难理解却又不难解释的是，30年代的中国政坛上抗日呼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就在国民党内也不乏其人。作为国民党内蒋介石最亲密的追随者，力行社固然应该严格遵循“安内攘外”的国策，亦步亦趋地执行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和策略。然而，就力行社而言，其拥蒋反共抗日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容并包的，是其存在的先决条件。具体而论，反共抗日是拥蒋的两项极其重要的内容。他们积极反共，被视为臭名远扬的“特务组织”，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抗日；他们听命于蒋介石国策，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根据各自的学识经历独立思考某些问题，得出某些结论，并做出某些很可能有悖“君命”的言行。更何况蒋介石的“安内攘外”国策也有其人所周知的演变过程。力行社的抗日行为甚至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承认，毛泽东曾指出：“复兴社中有一部分人是开始动摇了。”（注：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载《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365页。）
    力行社的日本观是力行社成员对日本社会亲眼目睹、对抗日活动亲身体验和对日本问题长期研究的结果，同时辅之以对中国社会的悟性和对世界形势的分析。与同时代的其它日本观相比，力行社的日本观颇具鲜明的时代特征，至今读来仍甚有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