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地意欲独霸中国，则必将侵占其他列强在华数十年苦心经营的既得利益。这些同样不好惹的列强对日本这种狼子野心会容忍吗？他们对日益升级的中日冲突会袖手旁观吗？中日冲突会对当时整个世界政治格局尤其是远东政治格局产生何种程度的冲击呢？力行社对这一连串的问题详尽地阐释了自己的见解。
    力行社认为，中日关系仅从“知己知彼”着眼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中日问题就是远东问题，也就是世界问题，只有将中日冲突放到世界性的背景中考察才能得出科学的判断（注：刘健群：《复兴中国革命之路》，第8-9页；刘健群：《如何抗日救国》，第4页；蒋坚忍上引书， 第101页。）。 就诸列强对日本在华势力日益扩大之情形作出具体的反响而言，则有日本与美国、日本与英国、日本与国联、日本与法国、日本与德国以及日本与苏联等个案研究。自然，这里统称苏联为列强不过是沿用传统的称呼，其实际含义不容混淆。
    在华之美日是对立的。日本认定美国是其唯一的大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随着《蓝辛石井协定》的签定，日本在远东的地位日隆。其后1922年《九国公约》虽对日本有所制约，然日本独霸中国乃至远东的野心始终我行我素，对美国则更加心怀不满。从现实看，美日对立的根本原因在于争夺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市场。美国拥有巨大的过剩资本，今得产业落后的中国，自然认为是金融资本输出的绝妙区域。日本的野心恰恰是美国在中国建立霸权的障碍物。故而“九一八”事变后，美国以第三国资格在国联中，在世界上一再向日本提出警告，特别对日本在东北的暴行更是持强烈反对态度，对中国进行精神和外交上的支持。1933年美国以“棉麦借款”加强中美经济合作，对此日本更是表现出了极度的嫉恨。这些都证明了上述的判断（注：蒋坚忍上引书， 第102，105页；贺衷寒：《一得集》下卷，第134-137页； 刘健群：《复兴中国革命之路》，第45页。）。
    在华之英日是对立的。这种对立的起因是为了争夺中国和南洋地区的市场。从历史上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在中国市场的贸易额占第一位，由于大战的爆发，英国无暇东顺，于是日本乘虚而入，在中国和南洋市场上取代了英国的贸易霸主地位。从现实上看，由于利益的根本冲突，英日对华政策难以协调：日本占领东北和热河后，英日无论在华北、在长江流域、在南洋的经济利益冲突更是无法避免。另外，英国对日本夺取澳大利亚的野心始终怀有危惧感。故而英日在远东舞台上至少在今后30年中是“不能两立的”（注：蒋坚忍：上引书，第103-104页。）。
    以欧美为背景的国际联盟和日本也是对立的。力行社认为国联不过是英法两国“很空洞”、“自身毫无实力”的“御用机关”。“九一八”事变后国联秉承欧美列强的旨意，多次开会责斥日本，并有“李顿调查团”之举，但又不免“二三其心”。1934年国联和中国进行技术合作，这对中国复兴自然是一大转机。眼看中国也要走上工业发展的道路，日本非常的嫉视和相当的恐惧，这便有了震惊世界的“天羽声明”。虽然在欧美列强强大压力下，日本被迫发表缓解性的声明，但是其敌视国联，实则敌视欧美列强之对华政策的态度则表露无遗（注：贺衷寒：《一得集》，上卷第54页，下卷第138-137页；刘健群：《复兴中国革命之路》，第45页。）。
    在华之法日关系颇有微妙之处。日本从根本上很愿意与法国进行联合，希望法国能对它有所帮助。但是由于法国实力有限，也由于法国在华权益较英美为少，因此它无法也不可能与英美的对华政策分道扬镳或分庭抗礼。即便心怀贰志，也由于其地位所限，它充其量只能扮演英美对华政策小伙伴的角色。
    在华之德日关系则最为有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德关系并不密切，相比之下中德关系却曾拥有过某种意义上的“蜜月”。然而好景不长，30年代中期后随着德意日三国结盟的出现，中德日三国之间的关系便有了戏剧性的嬗变。这一嬗变可在唐纵日记中管窥蠡测。1936年7 月23日唐纵以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武官的公开身份抵达柏林，不久中国国内便来电询问外界传闻甚多的日德同盟问题。对此问题中国使馆的官员特别是武官过去从未注意过，因此唐纵便开始研究起德苏关系。“七七事变”爆发后，戴笠和化名“江汉清”的军统局频繁与唐纵联系，嘱咐其注意德国对中日战争的态度。8月间，德国舆论开始一边倒， 对中国心存恶意。唐纵遂要求国民政府注意在中国的德国顾问的任用问题。10月间，被迫“出国考察”的杨虎城将军在西班牙发表演说，意谓中西两国同为反法西斯国家。德国报纸立即别有用心地以《红色西班牙为中国之友，德国人非常惊骇！》为标题，大肆宣染中国的“赤化”问题。对此唐纵从其地位出发，认为这正是给日本人宣传之机会，“殊为可惜”（注：唐纵：上引书，第51-52、58、59-67页。）。时至1938年7月6日，26位在华服务的德国军事顾问乘车从汉口前往香港，中德十年亲密关系从此便告结束（注：（德）费路（Roland Felber ）：《国民党中国的德国军事顾问--近期研究述评》，载《民国档案》（南京）1994年第1期。）。德国最终成了中国敌人日本侵略者的盟友。
    在华之苏日是对立的。1906年日俄战争中俄国的战败曾被俄国民众引为奇耻大辱，十月革命时，日本又曾派重兵占据俄国的西伯利亚，这些更是苏联政府和民众“永远不能忘怀的创痕”。从现实看，日本在苏联商业受到限制，“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在中国东北北部的利益更遭打击，即便苏联东部地区也大受威胁。日本当时在中国东北和朝鲜铺设的铁路无不是针对苏联的，这更使苏联坐立不安。虽然苏联基于其民族主义，与日本也有所谓“合作”之举，然而“九一八”事件使苏日在华之冲突愈演愈烈。在华之苏日对立还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意义，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对抗。高喊“打倒资本主义”的苏联视日本为天然敌手，而日本也始终视苏联为“洪水猛兽般”的赤色敌人。苏联著名的加伦将军曾一语中的地指出：“不容许帝国主义者半个脚趾踏进苏俄的国境，侵犯苏俄西伯利亚丝毫的煤矿和森林”。事实上，日本窥视苏联的野心均可以从日本军部的“北进计划”中得到印证（注：蒋坚忍上引书，第104页；贺衷寒：《一得集》，下卷第137-138页；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4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57-259页。）。
    那么，中国当时的外交路线特别是中国未来的抗战外交路线应该如何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加以制定呢？力行社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力行社指出，中国外交路线或抗日外交路线一般公认有二条，即联合英美抗日的“太平洋路线”和联苏抗日的“莫斯科路线”。所谓“太平洋路线”颇为诱人，这种理论认为，对中日冲突最不能漠然处之，而且最有力量出来干涉的国家也只有英美两国。然而，当时英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只能限于精神同情和有限的物质帮助，这是由于欧洲局势日趋紧张之故。中国对英国支持的希望不能过多，否则不免有所失望。和英国情形相似，当下美国对中国的帮助也只能局限于精神同情和有限的物质帮助，要想立即得到“军事上的深切帮助”是不可能的。
    所谓“莫斯科路线”则应站在苏联自身的角度上才能看得清晰。苏联对中日冲突的策略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作壁上观式的避战，中策是别有用心地策动中日战争，下策是直接参加对日作战。苏联的总方针是盼望上策，运用中策，准备下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联苏时也必须相应注意四点：第一，联苏在一年半时间内不能收到实效；第二，联苏须有限度，绝不可因此失去英美的同情；第三，联苏要防止苏联趁火打劫，日本固然是白色帝国主义，但是苏联也有“侵略”中国的可能；第四，联苏必须不能以容共或停止剿共为条件。中国以积弱之国处于日苏两大国之间，这些国家都有实力，有国际背景，都有所谓的“好处”，但据力行社看来无论是联苏或亲日本质上都是“亡国之路”（注：刘健群：《如何抗日救国》，第17-32、78页。）。
    即便对那些愿意帮助中国的“友邦”，力行社同样有所分析。他们认为，欧美各国“不辞跋涉”地帮助调停中日冲突，只是出于其自身的根本利益，要维持其产品在中国市场的销售地位，为了消解由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带来的“自身之恐慌也”（注：白瑜：《中国经济的前途》，载《前途》（上海）第1卷创刊号，1933年1月1 日出版。）。力行社多次以甲午战争后“三国干涉还辽”的历史为例警告国人，如果欧美列强要故伎重演，则“必遇日本之无顾忌启衅”，那么，在这种“事齐乎？事楚乎？”的两难困境中如何才能生存下去呢？力行社断然提出，只有“充实国力苦挣苦扎”，这才是御侮救国的唯一工具。那种过于看重朋友的帮助，而忘记自己苦挣苦扎的心理是一种“亡国的心理”。“天助自助者”，只要相信自己，相信苦干，相信民族力量之充实，不存侥幸心理，“才可以争取民族的生存”（注：刘健群：《如何抗日救国》，第80-81页；邓雪冰上引书，第二部第56-57页。）。“三国干涉还辽”的历史或许只能永远成为一则历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