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告诉我们：经济是人口迁移变动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人口的迁移变动也要受到自然条件、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但历史上某一国家或地区发生的政治动乱和战争，往往也是造成人口大规模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八年抗战中，重庆人口由战前的471018人，迅猛增加到战后的1246645人，其增加数目之大，增长速度之快，不仅在中国城市史中少有，而且在世界城市史中也不多见。然而其增加的原因主要是由抗战这一特殊的政治军事形势而引起的战争移民，其增加的幅度是畸形的，它超越了重庆社会经济的增长速度与整个城市的承受力。
    人口的增多对战时重庆社会的影响大体可分为二方面，一是积极方面的，一是消极方面的。积极方面的主要表现在下述几点。
    第一，人口的剧增壮大了重庆的抗日救亡运动与民主队伍。
    第二，人口的增多增强了重庆的生产力量，使重庆成为抗战物资的重要供给地，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三，大批人口迁渝，领导并促成了重庆文化事业的发展进步。
    第四，人口的剧增促进了重庆地区与其他各省的了解与交往，利于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与进步。
    剧增的人口给重庆带来的消级影响也是巨大的、多方面的。但和积极影响相比，这些消极影响则是暂时、次要的。第一，众多的人口给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压力；第二，人口齐集重庆市区给市政管理及市政建设带来诸多困难；第三，人口的增多与结构的复杂导致了社会贫富差别的悬殊，从而构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第四，人口增多且素质良莠不齐，使得社会的失业者、无业者相对增多，进而导致了社会的腐化与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