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自古就是著名的瘴气之乡①。瘴气不仅分布范围大，存在时间较长，随社会历史发展及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的变迁也经历了一个长期、渐变的过程，并对瘴区各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清代是中央王朝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和开发深入推进的时期，随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方志纂修的兴盛、亲履瘴区人士的增多，云南瘴气得到了相对广泛和详细的记载，瘴气分布区也随生态环境的变迁逐渐被分割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这些区域交错集中于深山河谷中，纵贯于滇西、滇西南、滇南、滇东南的潞江、澜沧江、元江、南盘江流域等广大的地域里。其中，滇西潞江，即今怒江流域（包括支流流经地域）是云南历史以来传统的重瘴区，主要指滇西北丽江府南部、大理府云龙州西部六库和滇西腾越厅（州）、永昌府辖的厅州县等潞江流域的河谷地区及深山密林区，这些地区瘴气活动频繁，清陈鼎《滇游记》有“滇西瘴气特甚”之言。本文以清代云南行政区划为大致范围，首次对潞江流域的瘴气分布区，即腾越重瘴区、永昌府重瘴区及丽江府西南部、大理府西部和东部瘴区进行探讨，疏漏处请方家指正。
    一、腾越重瘴区
    腾越② 位于滇缅交界处，是滇西瘴区中闻名中外的瘴乡，瘴气的浓烈程度及在历史上留下的影响较为深远。明代王骥三征麓川时，无数壮士为此地的瘴气而胆寒，并因之命丧黄泉。清代，气候及自然生态环境改变不大，瘴气活动依然极为频繁，对当地民众的生活及中央王朝的经营活动依旧产生着重大影响。
    该区气候类型复杂多样，立体气候典型，生长活动于此的动植物数量及种类较多，瘴源体亦很多，瘴气存在的地理、气候及自然生态条件都存在，形成了“山岚烟瘴，无处无之”的景况。分水岭以北、黄果树以南的广大地区，包括潞江支流槟榔江、小梁河流域、大盈江的南甸（今梁河县地）、干崖（今盈江县地）、盏达（今盈江莲山）、户撒（今陇川县户撒）、腊撒（今陇川县腊撒）、陇川（今陇川县）、猛卯（今瑞丽市）等地，是瘴气瘴水浓烈之区，“终岁节序如春，盛夏披裘，过分水岭而北多瘴，入黄果树而南渐热”③。
    南甸半个山以南的地区，瘴气浓烈，“南甸宣抚司，旧名南宋，在腾越南半个山下，其山巅北多霜雪，南则炎瘴如蒸。元置南甸路军民总管府，领三甸”④。南甸蛮允的瘴气尤其密集，直至清末，这里的瘴气环境都未发生大的变化。清末民初的腾越人李根源于1911年闰六月参与滇缅边界勘察时，亲履瘴区，对所历地的瘴气多有记述，这类在亲历亲见基础上记录的资料较为可信，对深入认识瘴气与自然生态环境间的关系，了解滇西腾越一带的瘴气及其民族生存环境状况大有裨益。据载：“蛮允，乾隆征缅时，曾设粮台，筑大营，屯兵数千，云贵总督阿思哈尝驻之，副都统丰安瘴没于此。”⑤ “自遮岛以下，汉人而外，皆焚夷所居，野人、傈僳则散居山谷问，坝中则无居住者……沿途五、六、七月，时有烟瘴发生，此地尤甚。若被早风感冒，多成哑瘴而死。”⑥
    蛮因亦为重瘴区，区内猛古寨、蛮口河、炼烘等地充满毒性极强的瘴水、瘴气，人户稀少，“猛古寨，五户。瘴地，水毒。蛮因……在潞江西岸……瘴地，水毒，无人马店，各住户均许客宿……在山麓之路，顽石遍地，又土中蓄水积毒，行者不慎濡染足上，必生毒疮，数月不能愈。又，路之两侧树木，四季青葱如春夏，但其气味奇臭，令人神昏头痛。蛮因距下流惠人桥约二百里，其习俗、土质、植物、气候、烟瘴均同”⑦。“蛮口河，十余户，瘴地，水毒。炼烘，二户，瘴地，水毒”⑧。灰坡附近瘴气亦重，仅上灰坡路瘴气稍轻，行人得以歇脚，“灰坡一名翠薇坡，二户……俗又名望江坡，以望见潞江故也。山麓瘴疠极剧，土民亦时有戒心，惟上至灰坡则无瘴，故下潞江坝赶市者，必回至灰坡歇宿”⑨。
    自蛮因往北，沿途亦有瘴毒水，仅在海拔较高、气候冷凉的高黎贡山麓个别区域内烟瘴稍轻，“自蛮因来，山路北行，般瓦，三十余户，瘴地，水毒……（练地）距蛮因四十里，在潞江之西，高黎贡山东麓，位置稍高，故烟瘴不大……龙塘，七户，瘴地，水毒……旧寨沟，十余户，贫，瘴地，水毒……户棒，四十余户，瘴地，水毒”⑩。
    这些瘴气顽固存在的区域，自然生态环境极其原始封闭，居民生活闭塞落后。这种生活方式和自然生态环境又在客观上成为瘴气存在的外部保障，汉族移民进入较少，“或曰其地多瘴，非可以华人居也”(11)。民国年间早已在内地绝迹，或在云南大部分开发深入区消失了的虎、豹、野猪、麂、熊等野生动物在这里还常被猎获，亲履当地的李根源呼吁地方统治者亲至十五宣地了解民生疾苦， “大练地，六户，瘴地，水毒。西北歧路有白岩头、老虎槽，住傈僳七八户，以猎为业，去岁曾猎获虎一、豹四，熊麂、野猪无数。余等行至该地，其人咸窜避深箐中，余老妇一人潜屋内，柴扉紧闭……向导云：我辈倘住其地，则彼窜者终日不归，潜者终日不出，彼等怯惧汉人，大都如是，不独此地惟然……十五喧之民无论汉夷，皆獠狂未化，蠢如鹿豕，无一读书人，不得不谓地方之耻。余尝谓地方官绅，宜常到乡里去，今尤愿保山官绅尝到十五喧来，俾知地方之疾苦、民智之陋劣，而思所以整理之”(12)。
    李根源在叙文及报告中也对腾越瘴气对勘界的影响进行了记述：“余之主要目的，在出永康州，经麻栗坝，历木邦、腊戍至猛；景东折入缅宁、云州，或车里、普洱旋省，限期五月。乃至大猛统，刘生染瘴几死，余抵楚雄，接其顺宁来电，正当伏暑，时已不许，允其由蒙化、弥渡归……根源面陈制军，有曰：“此次奉命，以时间迫促，且当炎天盛瘴，故所得成绩甚少。”(13)
    清王朝在土司统治的民族聚居区设置了宣抚司、安抚司，但统治不能深入，开发较少，瘴区变化不大。陇川宣抚司气候炎热，是汉少夷多的重瘴区，司署气候炎热，土地肥沃，年种两季，“收谷最丰，而烟瘴过大，以致地广人稀。汉人、焚夷、崩龙杂处……人口在二三万以上，汉人居十之一二。野人时出抢劫，夷强汉弱”(14)。陇川附近的张凤街也是瘴气横行之所，汉族移民惧瘴而不敢深入，驻军多中瘴而死。“张凤街，旧张凤卫也……气候炎热，瘴毒甚烈，暑天，汉人不敢居住。街上汉、夷杂处，有二百余户，商场繁盛……驻防军一百名，给养亦便，惟中瘴死者甚多。”(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