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卯即明朝时的麓川，以瘴气浓烈闻名，整个清代，浓烈的瘴气依然是这里的无冕之王，清末还被称为腾越第一瘴乡，居民较少，多为傣族等长期生活于此的少数民族，汉族较少。“猛卯……坝长百五十余里，宽二三十里不等，气候炎热，烟瘴较陇川尤甚，在腾越为第一瘴乡。暑天，汉人不敢居住……所属村寨六七十寨，汉人寥寥，不及十分之一。多为焚夷，其人与木邦、暹罗同种……四山野夷五十余寨。”(16)
    近滇缅边界的红蚌河谷区气候湿热，环境封闭，居民较少，开发不多，生态环境保持在原始状态中，瘴气极端浓烈。乾隆间征缅，军士多瘴死， “傅恒人缅之道，由万仞关四十里，历猛弄、蛮理、止丹、来戛、南盏河，又三十里出戛鸠渡江……又六十里而至孟养，其地至阿瓦甚远，且路径不熟，炎天瘴盛，因回师而驻老官屯”(17)。因傅恒行军路线均为腾越的烟瘴弥漫之区，将吏均来自中原，不熟悉当地气候及地理、自然情况，不仅普通军士，连统帅、经略大臣傅恒本人因瘴而卒便不足为怪了。另有史料称：“（乾隆）三十四年（1769）己丑春，命忠勇公大学士傅恒经略兵事……七月二十日，取道戛鸠江，军士奋勇。大小十余战，俱破之。所历已二千余里，天暑瘴兴，经略染病。”(18) “经略大臣傅恒则自老官屯班师，归至北京，次岁瘴发，卒。”(19) 清末，这里的瘴气环境改变不大，仅于冬春气候稍凉、瘴毒减弱时方能渡涉，“红蚌河距蚌西七十里、蛮允百四十里，无人户，驻保商营兵百人，位置于河之左岸。瘴毒最烈，地极险要。此河即今滇、缅分界之水，春、冬能徒涉”(20)。
    二、永昌府重瘴区
    永昌府不仅是滇西、也是云南瘴气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境内很多地区早在汉晋、隋唐时期就以瘴气浓重而著名。这与当地自然生态环境封闭，开发较少，有毒动植物种类及数量众多、温泉密布等因素有关，瘴区的瘴毒极为浓烈，几乎所有的厅、县、安抚司、宣抚司地都分布着毒素浓烈的瘴气， “宾川之牛井里、永昌之上江十五宣，皆瘴区也”(21)。
    明清时期，随中央王朝对滇缅的经营及战争，尤其是明王骥三征麓川及清乾隆征缅，在此染瘴丧生的将士不可胜数，此期中原人士对云南瘴气的认识多缘于此。云南瘴气及其危害随之被广泛认识和传扬，有关瘴气的记载更为详细，瘴气记载区域扩大。永昌府成为云南瘴域面积庞大、瘴毒浓重的地区，对中央王朝的军事驻扎及经营造成了巨大影响，“永昌距孟连二千里，该目等闻官兵进剿，必逃匿野夷地方，时当春令，烟瘴渐起，既难深入穷搜，并不能久驻其地，臣当即飞檄该镇，速饬领兵守备萧士能即将所发官兵、土练陆续抽撤回汛，以免暴师糜饷”(22)。为记述及阅读方便，谨据该府行政区划及史料记载，将永昌府瘴区分五个分瘴区论述。
    1.湾甸分瘴区
    永昌府重瘴区首推湾甸（今保山昌宁县西南湾甸乡），自汉晋至明，湾甸都以瘴气闻名，“地瘠，山高水迅，每至六月，瘴疠盛行，水不可涉，地不可居；有黑泉，水涨时，鸟过辄坠，夷以竿挂布浸而暴之，拭盘盂，人食立死”(23)。
    清代，浓厚的瘴气依然密布，瘴毒一如既往，史籍记载内容与明同：“地多瘴疠，不可近，有黑泉，不可涉，水溢时，飞鸟过辄坠，夷以竿挂布幔而曝之，用拭盏盂，人食立死。”(24) 虽然古人修史修志时多有照抄或沿袭前人观点、内容的习惯，但一些著名学者、尤其是一些私人撰述沿袭前人内容，多因记录地历史情况与前人记述相似而致，谢圣纶就沿用了《明史》的记载： “湾甸，地多瘴，有黑泉，涨时，飞鸟过之辄堕。”(25)
    民国年间，瘴毒亦未减轻，虽有汉族移人居住，但在瘴气浓烈之时，亦不敢居于原地，常迁居山间，天气凉爽后方敢返回，湾甸城，“元、明湾甸土司故署所在也……四十五户，汉夷杂处……此处烟瘴剧烈，清明后，汉人尽移山间，霜降后方迁回坝中”(26)。
    横跨永昌府、腾越厅境的高黎贡山因大江环绕，靠近湾甸的低山区气候炎热，草木繁茂，瘴气密布，“东临潞江，西临龙川江。左右有平川，名为湾甸山，东南即湾甸州。山上下东西各四十里，可望吐蕃雪山，草木四时不凋，瘴气最恶，冬雪春融，夏秋炎炽”(27)。
    2.保山分瘴区
    保山因地理位置及地形复杂多样，气候类型因之多样化，在河谷低平地和山谷炎热地区，瘴气密集，使保山瘴气和浓烈的瘴毒闻名遐迩，成为永昌重瘴区中的典型代表：“（保山县）蒲缥、罗明与潞江相近处多热，至潞江坝，则尤为热，甚且沿江上下皆有瘴毒……山脚又炎热甚于城市。大凡气暖之地，稻熟亦早，如东南角枯柯河附近处，地气炎热，且河边时有瘴气。”(28)
    乾隆十年（1745），为确保中央王朝统治的深入及征缅顺利，在保山设置了七个关隘作为桥头堡，均以烟瘴浓烈而闻名。西边的鲁掌关“距离县治四百里，烟瘴最冲之地”；南面的光塔坡关即龙陵关，“距县治三百五十里，烟瘴次冲之地”；“芭蕉关，烟瘴次冲之地，距姚关四十里，距县治二百里；里骚关，烟瘴次冲之地，距姚关十五里，距县治一百七十五里；小关，烟瘴次冲之地，距姚关二十里，距县治一百八十里；大关，烟瘴次冲之地，距姚关四十里，距县治二百里；茨竹关，烟瘴次冲之地，距姚关三十里，距县治一百九十里”(29)。
    尽管设置了很多关哨塘汛，但设置初期，开发程度有限，征缅期间，横行的瘴气依然成为清军的巨大威胁，“沿大盈江西岸行，至盏达……有瘴毒，无人马店，附近诸山山头野人，强悍异常，时出抢劫”(30)。死于瘴气的兵士不计其数，从征缅甸的王昶有诗记道，“瘴烟入夜缘壕起，炮石凌风傍帐行”；“炎陬瘴疠蒸，军垒烽烟乱。艰危有万端，经岁阅已遍。差幸闻道早，生死齐梦幻”，“只愁冲瘴久，老病欲乘春”(31)。返回滇境后，王昶还为曾经历的瘴气心怀恐惧，回忆旧事，恍然如在梦中：“经赵州，宿于白崖，时蒋检讨鸣鹿来谒，忆丁亥初秋检讨别余京时分，此生不复相见矣。今干戈瘴疠之余生，还，握手翦烛絮谈，相对如梦。”(32)
    清末，保山潞江坝的瘴气依然令人恐惧，李根源有关潞江坝瘴气及瘴毒的记载，更能反映云南瘴气、瘴水与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的密切联系：“（潞江）江面之阔倍于澜沧，水势激急，波涛汹涌……附近各地，总名曰潞江坝，横约二三十里，长则数百里，居民焚夷种……坝中地势凹下，四山高遮，空气不得舒泄，故气候炎热，隆冬热度犹在摄氏八十五度以上，草木终岁深绿不凋。产芭蕉、甘蔗、波萝、橄揽、烟叶、芦子、西瓜、仙人掌、金刚钻、鬼箭草，巨蛇毒虫以白鳝、虾蟆为最恶。榕树最多，有巨至十人围以上者。凡热带所产之物，江之两岸无一不有，一岁三获，瘴疠最剧。”(33) 夏、秋瘴气浓烈之时，行旅不敢经过，汉族移民也常迁往他处暂避，“清明至霜降，行人过此不能住宿，宿则多中哑瘴而死。故当瘴气发生时，商旅为之裹足。是时，坝中汉人亦皆迁往山上，无复敢以身尝试者。先曾祖配梗府君，嘉庆八年应童子试，归途宿此，中瘴而卒，年才二十一也……濒江每朝辄大雾，终岁如常，须日高四五丈始散，此亦瘴毒之一种”(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