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进程和作战结果史书均有详细的记录，但需要解释的是朱元璋对这次获胜后的态度。北元军主力扩廓帖木儿部在定西沈儿峪遭到徐达部的沉重打击。“(徐达)大破扩廓兵。擒郯王、文济王及国公、平章以下文武僚属千八百六十余人，将士八万四千五百余人，马驼杂畜以巨万计。扩廓仅挟妻子数人奔和林。”(21) 一个月后李文忠部也在野狐岭之战中取得大捷。他在进军途中，“时元帝已崩，太子爱猷识里达腊新立。文忠谍知之，兼程趋应昌。元嗣君北走，获其嫡子买的立八剌暨后妃宫人诸王将相官属数百人，及宋、元玉玺金宝十五，玉册二，镇圭、大圭、玉带、玉斧各一，出精骑穷追至北庆州而还。道兴州，擒国公江文清等，降三万七千人。至红罗山，又降杨思祖之众万六千余人。”(22) 从歼敌和降敌的人数看，徐达要超出李文忠许多，而且徐达统兵所歼扩廓部多精兵，李文忠所歼元主部多非战人员。因出兵的目的是要消弭扩廓在西北的边患，徐达的胜利无疑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哪怕是在围歼对方主力过程中自己多有损失。但是在朱元璋眼里，“文忠功最！”(23)
    这其中的原因可以解释为，朱元璋固然需要对北元的军事胜利，但他更看中对北元的政治获胜，借助这次军事胜利通过政治招降手段，达到臣服北元的目的。他颁发平定沙漠诏于天下，并遣使诏谕故元宗室部落臣民：如果倾心来归，他当效法古之帝王，还其旧地，从事生养，华夷无间。(24) 数月后，朱元璋遣使遗新元主爱猷识里达腊书，用非常委婉的口气介绍了明朝的优待措施。“君其上顺天道，遣使一来，公私通问，庶几安心牧养于近塞，籍我之威，号令部落，尚可为一邦之主，以奉其宗祀。”(25) 至此，朱元璋的初衷依然没有变化。
    不过这次大捷，无疑增加了朱元璋、徐达等人对北元的轻敌情绪，这为洪武五年的岭北之战失败埋下了伏笔。1372年(洪武五年)初，徐达主动向朱元璋提出，要求再次打击扩廓帖木儿，得到其他重要将领的附和。朱元璋一开始并无此次征战的计划，只是诸将一再请战他才答应派兵出塞。
    “徐达曰：‘今天下大定，广民已安，北虏归附者相继。惟王保保出没边境，今复遁居和林，臣愿鼓率将士以剿绝之。’上曰：‘彼朔漠一穷寇耳，终当绝灭。但今败亡之众远处绝漠，以死自卫，困兽犹斗，况穷寇乎！姑置之。’诸将曰：‘王保保狡猾狙诈，使其在，终必为寇。不如取之，永清沙漠。’”(26)
    洪武五年初作战规划的提出，可以概况为三点：第一，由大将提出，以消灭扩廓的有生力量为作战目标；第二，朱元璋至此还没有计划要彻底消灭北元在沙漠地区的军政统治。所谓“永清沙漠”只是作战将领的一相情愿；第三，这是上次取得大捷后轻敌意识的流露。当议论到所需统兵人数时，徐达表示只要带十万就足够了，傲气之态跃然。“五年春正月，上御武楼，与诸将臣筹边。徐达曰：‘今天下大定，惟王保保遁居和林，出没边境，臣愿率将剿绝之。’上曰：‘卿等必欲征之，须兵几何？’达曰：‘得兵十万足矣。’上曰：‘兵须十五万，分三道以进。’”(27)
    关于这次战役的过程，当时的史料遮遮掩掩，但后来的史家已有详细描述，这里不再赘言，仅以《明史》中的简略内容作管中窥豹式的了解。《徐达传》：“五年复大发兵征括廓。达以征虏大将军出中道，擢副将军李文忠出东道，征西将军冯胜出西道，各将五万骑出塞。达遣都督蓝玉击败扩廓于土剌河。扩廓与贺宗哲合兵力拒，达战不利，死者数万人。帝以达功达，弗问也。”(28)《扩廓帖木尔传》：“逾年，太祖复遣大将军徐达、左副将军李文忠、征西将军冯胜将十五万众，分道出塞取扩廓。大将军至岭北，与扩廓遇，大败，死者数万人。刘基尝言与太祖曰：‘扩廓未可轻也。’至是帝思其言，谓晋王曰：‘吾用兵未尝败北。今诸将自请深入，败于和林，轻信无谋，致多杀士卒，不可不戒。’扩廓复攻雁门，命诸将严为之备，自是明军希出塞矣。”(29)
    针对扩廓帖木儿的岭北之战原本不是朱元璋所极力主张的，更不会深入沙漠去打击元宗室；但既然遭到了严重失败，他除了懊悔之外，还要在战略方针上进行大的变动。“按此和林之偏师也，我军鲜利，高皇盖数悔之”。(30) 所谓后悔的补救措施，在当时条件下也只能“敛兵守塞”，(31) 他长期以来对用和平手段降服北元藉以希望，最多只是凭借武力进行威慑，希望其对明朝朝贡，但现在只能从对历史的缅怀中感慨。“胡人为中国患自古有之。以汉高祖之威，总三十万众犹困于白登。文景守成，因置而不较。虽数被侵扰，但逐之而已。及至武帝，以雄才大略，欲雪白登之耻，发兵致讨，威服边陲，凡五出塞而后匈奴始服。虽疲劳中国而匈奴自此弱而不振，其功亦岂少哉！”(32)
    最后，再回来看《剑桥中国明代史》对岭北之战重要性的评价。它从军事和外交两个角度给予了解释，引文如下：
    “1372年虽然不是明代历史上最有戏剧性的转折的一年，但是确切地说，它标志着王朝建立时期军事阶段的结束。在北方边境上尤其如此。在1372年的战败以前，朱元璋似乎要进而征服整个元帝国，其中包括长城以北的大草原和沙漠地带。1372年以后，明王朝对内蒙古主要是在其变化不大的边境取守势，而以新整修的长城为依托。中国人的优势火器技术使得明朝永远地利刃在手--至少在防守方面是这样--来对付还在拘守13世纪骑兵战术的蒙古军队。在长城的北面，边境防御体系还辅之以境外的戍卫部队和外交活动：这两者都是为了防止蒙古人结成敌对的联盟。”(33)
    明朝是否是依托长城和优势火器技术频繁击败蒙古军队，对此尚可争议，但作者显然认为朱元璋将征服之地要扩大到长城之北的草原和沙漠，实在是错估了形势。在笔者看来，一些中外史学家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误下结论，一是没有用史料进行严格分析和证明，而是在通史类的著作中草率结论；二是没有求证朱元璋征战中，政治目的和军事手段间的差别，三是在军事手段中，没能看出防御反击和积极防御与战略进攻之间的差别。这些问题正是笔者想要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