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制度是清初国家实体，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中外清史、满族史专家、学者，无不给予高度重视，成为研究热门课题。其中对于汉军的研究成果亦颇可观，但从宏观粗线条研究较多，而微观探索却只是皮毛，诸如汉军16牛录、六甲喇、汉军旗、汉军牛录建制等问题，尚多模糊。笔者不曾在此下过工夫，只是临时整理此文，用以抛砖引玉，请教于同仁。
    一、对汉军十六牛录质疑
    清朝官方文献载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八旗“是满洲牛录三百有八，蒙古牛录七十六，汉军牛录十六”①。根据这一记载，前辈学者多有发挥：“满洲佐领三百有八，蒙古佐领七十有六，汉军佐领十有六，共四百佐领。每佐领编壮丁百有五十，八旗六万人”②。于是，上述意见就成为诸多专家、学者研究八旗制度的基础资料和论证根据，汉军16牛录即成定案。近年出版的诸多著作，梗概称：“汉人隶属于旗下的牛录，汉官皆编入旗，隶属于旗”③。笔者对此提出质疑。请问这16个牛录额真都是谁，所率领的部众来自何方？汉族官民既然都已入旗，为什么只有这么少的牛录？参考努尔哈赤时期的民族政策，令人怀疑。欲搞清这个问题，必须研究汉人在后金社会存在的组织状况、随旗和入旗等问题。
    1.汉人社会组织管理系统。努尔哈赤时代整个社会是八家分治，八贝勒下属官员各属一旗，以官员等级高低各分固山额真、五牛录额真、牛录额真、代子章京和屯拨什库等。八旗各级组织除统辖诸申(按丁分配)外，将投顺、俘获的汉人，按系统分配。其中较大数量为诸申家下奴仆，具有自由民身份者“每十三壮丁，编为一庄。按诸申官员品级分给为奴，于是同处一屯”④。特别是天命六年(1621年)七月以后，民族矛盾上升，努尔哈赤命都堂阿敦阿哥、武尔古岱额驸等直接管理汉人。八年(1623年)七月，改汗而用八贝勒名义管理，对汉族歧视政策日渐严重。但对汉人社会组织管理采取两个系统并无改变。譬如给牛压印，派“诸申一都司，尼堪一都司”；收税“皆以两计，一两取税一钱，征税人取二份，牛录额真、代理章京取一份。汉人之税，由管辖之备御、汉人千总取一份”⑤。可见，是旗、民分别管理。
    (1)汉官管理系统 天命六年(1621年)十二月初八日，努尔哈赤宣布在汉人中，实行“百人设百长”制度。第二年正月初四日，重申“计国之男，百男设一百长”。凡是有公役之事，皆“十男令出一男。一百长出十男”。一位百长率属从役，家中“留一百长”，内外由两位百长“共管之”⑥。五名百长设一千总，即“五百汉人置一千总”。当年“分河东尼堪”为“汉总兵官各四千男，副将各三千男，参将、游击各二千男”⑦。
    这些汉人不仅要纳税、出徭役，而且有当兵的义务。抽兵按丁，天命六年(1621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汗宣布：“著二十人抽一人从军”，凡是出兵者，必须“骑价银十两之马匹”，所持相关“器械”和马匹费用“由二十人合摊”。选出的兵丁，由“一百长带领前来”汗城，并带领自己家口，“令速来京城居住”。这些兵丁免去一切差徭、赋税，即“汉官一切征收之官赋等悉令停止”。明朝边关塘报说：“河东十家编军一名，朋出马一匹”⑧，报道比较实际。按照这个比例，汗书中说：“管四千之汉官，出二百兵”、“管三千兵者，立一百五十”、“管二千人者，立百兵”，这就是后金军队中的汉兵(后称旧汉兵)。
    这些调往城里的汉兵，除本人、妻、子等外，“其家人仍居原处耕田”，而他们自己由“一备御率汉人五百及千总一员、兵丁二十五人”进驻城市，其中“以八人收管备御之诸物，再以善射之七人执枪携弓，佩带撒袋。至其不善射之十人，皆令植炮”。平时没有敌情，所持武器“尽收之，存于各该管官家中”。从总兵官“一百兵备十大炮，八十备长炮；有一百兵以意私役之”⑨。
    从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三个问题，一是这些汉兵主要任务是城市驻防，手中武器受到严格控制。二是服役兵丁从城市到农村的家属，在两位千总管理下，形成城乡联防。城市家属等于人质。三是汉兵主要属于炮兵，用于城市防守，与天聪朝的“汉军”不同。具有满族入关后绿旗兵的性质。
    由于建立汉人、汉兵管理系统，就形成以总兵官佟养性和李永芳为首的汉官统治系列，如设都堂、总兵官、参将、游击、备御、守堡或管屯等官。分辖各地的汉官有金州游击刘爱塔，盖州游击杨于渭，复州游击单荩忠，沈阳游击刘有宽，镇江游击佟养真，爱河备御高明和等。据天聪二年(1628年)十二月，皇太极“颁发汉官敕书”的记载，有总兵官佟养性。副将爱塔。参将佟延、刘岱仲、顾守通。游击有赵一鹤、马汝霖、严庚、李绍武、李大成、杨达有、吴殷、祝世昌、佟成蛟、李英杰、李国臣、张孟兆。都司李继学。备御有爱塔、佟延、李英杰、张兴国、杨铭石、赵世兴、殷廷辂、王义伟、吴裕、王远觉、佟成年、郭绍吉、宋世尧、马远功、马远龙、曹思扬、徐文、宁殷、刘远清、杨万邦、王玉吉、朱登科、崔大忠、高永富、李士新、王世平、王佳岩、朱守义、臧国祚、陈万寨、宋文远、佟正、高提明、于成功、马戍龙、韩田禾、王子登。总计是总兵官一名，副将一名，参将三名，游击十二名，备御三十五名⑩。
    从这组名单中我们看到两个问题，一是名单是奖励功勋名单，各给世袭职务，他们肯定都是汉官，不是旗官。二是清朝前期对于早期牛录，统称“国初”牛录。所谓“国初”是指天命，主要是天聪朝而言。查证相关资料，汉军“国初”牛录，只有镶蓝旗汉军都统第四参领所属第五佐领，首任佐领是明朝山海关归降副将许定国(11)。因此，可以断定这个时期普遍设立汉备御、千总、百长是管理汉人的基层社会组织，不是以牛录进行编制。(12)
    (2)诸申官管理系统 在诸申官员管理下的汉人组织系统，与汉官管理系统基本一致。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初六日，汗谕曰：“诸申官管二千七百人者，以一百三十五人充兵，其六十七人配以大炮六门，长铳四十五只，令六十七人听尔调遣。诸申管二千人者，以一百人充兵，配以大炮五门，长铳四十只，另五十人听尔调遣。管一千七百人者，以八十五人充兵，其四十四人配以大炮四门，长铳三十六只，令四十人听尔调遣。管千人者，以五十人充兵，其二十五人配以大炮二门，长铳二十只，令二十五人听尔调遣。管五百人者，则以二十五人充兵，其十人配以大炮一门，长铳十只，令十五人，听尔调遣”。兵丁家属同样以千总为组织基础，带往城镇居住。如天命八年(1623年)五月二十五日，“汗降书曰：令一游击所辖二万男丁内，四十名千总之父母、兄嫂、妻孥等皆往东京城，留二十名千总于此处，命二十名千总前往游击处。编四十名千总为二班，轮流于游击处行走，迅速督促使汉军之马匹肥壮”(12)。事实表明，诸神官员管理的汉人，与汉官所管理的汉人组织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