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汉兵与牛录组织是什么关系呢？据天命五年(1620年)兵制改革中说：“改设八旗官，设总兵官，分为三等。其副将、参将、游击亦如之，各牛录额真俱为备御官，每牛录下设千总四人”(13)。其中的“千总四人”对于牛录无疑是指原来的“四塔坦”。因此，在八旗牛录制度下就出现三部分人。诸申兵，诸申官员管辖的汉兵和汉官管理的汉兵。天聪八年(1623年)五月三十日，沙金参将率领八旗八备御送盐时，“以备御计(全国706备御)：一牛录诸申五人、汉人五人，汉人一备御十人……送至沈阳渡口”(14)。其中，“汉人五人”是指在诸申官员管下的汉人，“汉人一备御十人”是指汉官管辖的汉人。由于兵制改革，有时牛录与备御在文档中很难辨别。但满族贵族习惯称牛录的现象，给我们提供一些空隙。天命九年(1624年)正月初五日，汗谕说：“赴英额、赫撤穆、穆奇、马尔墩、扎库穆、抚顺、铁岭诸路之五牛录额真，尔等不得与五牛录之人分离，共同查核五牛录之汉人...。遣书往盖州以西，威宁营以东之诸大臣曰：奉汗谕，著五牛录之额真，尔等不得与五牛录之人分离，共同查核五牛录之汉人”(15)。其中“五牛录之汉人”有人认为是旗人。其实是五牛录直接管理的汉人，不是旗人。由于后金社会人丁按官员等级分配，这些汉人身份隶属性强、地位低下，有的是诸申官员的赏赐品。如天命八年(1623年)七月初八日，有“萨木占巴颜游击已为备御。其子赏五百汉人，授其备御之职。汪格备御、满达里备御均未管汉人”；“扎海原为游击，其父多璧叔因子之功，曾得五百汉人，本人亦得五百汉人，故未赏给扎海汉人。所赐备御之职，著其同母所生之子受之”。其中汉人编制与牛录不同，如天命八年(1623年)有“著牛录额真、两名代子以及四名千总，将该处所居之人名，造册携带，早晚查点；守堡也将诸路之人名，造册携带之，早晚查点”，他们是“各牛录下堡民”。这些既管理牛录，又管汉人的备御官，常常被称为“牛录额真备御”。如天命八年(1623年)三月十八日，有“授图库为牛录额真备御”(16)。有的学者大半是将这种汉人认作旗人。从这些事实中不难看出两个问题，即诸申官员有的并不管理汉人；被诸申官员管理的汉人是附属于牛录或五牛录之下，并没有单独组成牛录。同时，也有的汉人被笼统地称为“隶”某旗。如天聪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有汉人谢坤者自松山逃至，以隶镶蓝旗贝勒”。二十八日，“有汉人男丁四名自南江逃至，以隶镶白旗”(17)。这诸种与旗籍贴近的汉人，是否是旗人，必须研究“随旗”和“入旗”问题才能解决。
    2.随旗问题 清朝前期，随旗和入旗有根本区别。因为后金(清)以八旗为国体，“一国之众，八旗分隶”，满洲、蒙古、汉人，不管是入旗与否，都必须隶属于某旗之下。分析早期档案资料有汉官随旗、汉官受世职随旗、入旗汉官未编牛录和入旗已编牛录等情况。
    (1)汉兵随旗。天聪八年(1634年)，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等三部归服后金，所部官兵被编成“天祐兵、天助兵”，其原有的军事组织没有变更，即所谓“未能变更其组织，而消化其界限”，但他们行军打仗，却“随旗行走”。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十四日，智顺王尚可喜因为出银47两，“买镶红旗孟库鲁牛录下喀丹岱之一名包衣满洲男丁，因智顺王越旗买人，为此智顺王应坐以应得之罪，罚银二百两，所买男丁赏给本牛录下穷人。审拟后奏上。上命免王应坐之罪，将所买男丁赏给孟库鲁牛录下穷人”(18)。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尚可喜的部队不曾入旗和编组牛录，何以有“越旗”问题。原因是“三顺王”是随旗行走，严格按照八旗固有规范行事，旗与旗之间不准交易。从民族说，“三顺王”所部是汉兵随旗。又譬如天命八年(1623年)五月初五日，有“正白旗原驻盖州之张游击”；九年正月初八日，有“正黄旗汉人备御陈万卫”、“正蓝旗汉游击高明和”等，他们虽冠以旗分名称，但都是随旗汉官(19)。最引人注目的是额驸李永芳，史称：“抚顺所擒唐人千余名，则即削其发，服其胡衣，以为先锋”、“李永芳领辽兵三万俱住辽阳北城，各将近日新编许多乡兵，战车、枪炮、火药具备停当等”。天聪八年三月初五日，有“抚顺额驸、西乌里额驸率每旗游击一员，兵四人，前往清河料理田地事宜”(20)。从这些资料看，李永芳应是一旗首领。其“以为先锋”之句，并在李朝与贝勒阿敏发生争执，一般人会认为他已经加入蓝旗，而实际他却是个随旗汉官。后文我们将进一步追踪。
    (2)受世职汉官随旗 八旗制度，对满、汉官员奖励军功，普遍“颁给敕书”，奖给世袭官职。以“三顺王”为例，天聪八年(1634年)，尚可喜归降后，皇太极曾经宣布孔有德等所部“官职升降皆听尔都元帅、总兵官之意”。此后，由于战功日积月累，孔有德等所部官兵，不能取得朝廷颁给的敕书。天聪九年七月二十三日，皇太极觉得是个问题。经过一年的思考，十年八月初六日，他决定不“背前言”和不“失信”誉，决定“三顺王”等所部朝廷还是“不给敕书”，由“三顺王”等自行奖励军功。可见，孔有德等所部“汉兵”也有给敕书问题。因为敕书意味着取得官职世袭，总得解决。崇德建清后，可能经“三顺王”等奏请，所部官员还是由朝廷颁给敕书。所以当年六月二十七日，有尚可喜下体有“金甲喇章京，李牛录章京”、“吴梅勒章京”；耿仲明下有“梅勒章京梁德清”、“曾梅勒章京”、“甲喇章京刘承祖”；孔有德下有“郝梅勒章京”、“甲喇章京孙虎”、“甲喇章京程蕴”(21) 等。这些世袭官职名称与满洲八旗官职名称一样，但它只标明功绩高低，与是否入旗没有关系，“三顺王”等所部仍然是汉兵。所以，汉兵受世职或不受世职，在未入旗之前，都是随旗行走。
    “三顺王”与续顺公所部是随满洲旗还是随汉军旗呢？经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续顺公沈志祥的主动“奏请”，崇德七年(1642年)八月二十七日，皇太极“允其请”，命“以所部兵随汉军旗下行走”，以“归并汉军兵少之旗一同行走”(22)。分配的结果，孔有德归并正红旗，耿仲明归并正黄旗，尚可喜归并镶蓝旗，续顺公归并正白旗。因为旧军队组织未变，所以史家称为“附益之，而成汉军八旗”(23)。结合尚可喜“越旗”事件，证明此前的天祐、天助兵是以汉兵身份随满洲旗行走，这次特别强调“随汉军旗下行走”，且“归并汉军”。但“三顺王”与续顺公所部，原则上未编佐领，只给予各官以世袭职务，而且世袭官职是在“归并”汉军旗之前已经是事实。此后，世袭官职仍旧，如崇德八年档案记有：怀顺王耿仲明部下“三等甲喇章京宋国辅，二等甲喇章京石明雄”、“梅勒章京一员徐成功(原都元帅标右营副将)、牛录章京一员刘国臣各章京”等(24)。个别史学家就是没有将清前期这些世袭功勋职务，与军队中实际运作的官职区别开来，致成汉人为旗人。总之，汉官无世职随旗、有世职随旗、入旗而不编牛录等情况当时比较普遍，像范文程、洪承畴等都是先入旗，或取得世职，多年后编入牛录。从清初档案看，额驸李永芳投降初期受副将职务，其后晋升为总兵官，其子李延庚，在天聪三年(1629年)的“牛录章京”(25) 职务，根据李家入旗时间，也是功勋世袭职务。所以，汉兵授世职随旗是正常现象，不能将世职当成旗籍标志。
    (3)编组内牛录 清代牛录分内牛录与外牛录两种，前文提到的汉军16牛录，一般人理解必是外牛录。按照有关清史专家意见，汉人“有的降附努尔哈赤把他们编入八旗，并大规模地加以迁徙”，显然是指努尔哈赤时期；或称“抚顺这一千户降民，…可以断定，是编成牛录八旗的”抑或“汉人隶属于旗下的牛录，汉官皆编入旗，隶属于旗”(26)。这些意见都说的是努尔哈赤时期。因此，我们就从这个时期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