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聪七年(1633年)是皇太极抓紧健全六甲喇炮兵关键的一年，正月份刚补充“新汉兵”，七月份就命凡是满洲各户，“有汉人十丁者，授棉甲一”，总共有1580户各出一丁，“命旧汉军额真马光远统之”，以补充“旧甲喇之缺额者”。当时领导六甲喇的是“旧汉官额驸佟养性、石廷柱等，新汉官马光远、麻登云、祖泽润等”。至此，六甲喇汉兵额在原编“旧汉兵”的基础上，又经过两次充实，接近5300人(38)。
    (3)旧甲喇向固山旗演变。从旧汉兵旗经过一年半时间，过渡到汉军旗，是这新阶段的明显标志。天聪七年(1633年)正月十二日，出现“满洲八旗、蒙古二旗、旧汉兵一旗”，这个“旗”又叫“西乌里额驸之旗”。这是汉兵“旗”字首次出现。此后发生三点微妙的变化。一是旧汉兵的“兵”字改成“军”字。如“旧汉军额真石廷柱”、“旧汉军额真马光远”。二是“六甲喇”称作“旧甲喇”，即所谓“补旧甲喇之缺额者”，表明六甲喇组织将退出历史舞台。三是确立旗主。崇德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皇太极说：“固山额真者，乃该旗之主也”。上述“旧汉军额真石廷柱”、“旧汉军额真马光远”的提法，只承认他们是旧汉军的“额真”，并未承认他们是“固山”，不能算作旗主。天聪七年上半年，总兵官额驸佟养性病故前，即正月十二日宣布“旧汉兵一旗”，到八月二十八日，即经过近七个半月，授石廷柱为“旧汉军固山额真”。至此，“旧汉军旗”已经比较完整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但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军旗”。主要是它没有脱胎换骨，所谓“旧汉军”名称未变。譬如天聪七年十月初七日称：“旧汉人马、步军”；天聪八年正月初一日称：“旧汉兵”；十六日，皇太极虽然肯定汉人“另编一旗”，但三月十三日，仍称作“旧汉兵一旗”。直到当年五月初五日，皇太极才正式宣布：改“旧汉兵为汉军”，即“乌真超哈”(39)。此后“旧汉兵”称呼告别于史，再未出现。所谓“旧汉兵”与“汉军”有原则区别？因为它不是简单地改变名称问题，而是旗籍问题。所以，笼统地说汉军旗诞生，可定为天聪七年正月十二日或八月二十八日，但它有非旗籍“旧汉军”之嫌。科学而名副其实的汉军旗诞生在天聪八年五月初五日。应当注意的是这时的汉军旗大部分没有编牛录，两翼六甲喇仍是基本组织形式。
    三、汉军八旗及其牛录制度完善化
    汉军八旗制度完善化，准确地说是汉军八旗牛录制度的完善化。汉军八旗完善是从一旗扩大到二旗、四旗和八旗，而八旗制度完善化以牛录组织建设为中心内容。因为，汉军一旗设立时以六甲喇旧汉兵为基础，基层编制不是以牛录为单位。因此，下文我们将编制牛录与旗的增编结合研究。
    1.汉军两旗与编七十二牛录。汉军牛录编制始于旧汉兵炮兵团设立初期，当时未曾大批编组牛录，而是带有试点性的零散组编。如天聪四年(1630年)编组宜哈纳、张成德2牛录。天聪八年(1634年)编组张大猷、管大登、神推、臧调元、孙得功、郭肇基、臧国祚、崔明信、吕丰春、刘仲锦、李铭(兼管二牛录)、高应第、巴颜、陈锦、佟学文、王国光、姜一魁、高永福、李茂芳20牛录。同在天聪间编组而年代不明的有：佟成年、图瞻、屯代、范素、佟养量、佟三牛录。崇德元年(1636年)编组严国卿1牛录。崇德二年编组赵仲库、张仲第、徐大正、孙应时、张邦治、卢延祚6牛录(40)。至此，汉军已经编组33牛录。这是目前我们所能查到的具体牛录，实际当时编组的牛录是按照皇太极的要求，“照满洲例，编壮丁为牛录”，档案中将这一年编组的佐领称作“编立”佐领或“初编”佐领。可见，崇德二年是上述佐领的一次大整编。张仲第佐领的后裔丰盛额追述其祖先编佐领时称“两翼初编七十二佐领”；卢延祚佐领的后裔恩霖追述：“初编左右翼七十二个佐领”；郭肇基的后裔国兴追述：“初编参领十二员，佐领七十二员”(41)。不难看出，当时共编12参领，将原六甲喇增加至12人，佐领正式按照满洲佐领编制模式，共编72佐领。目前，我们在史料中只查到如上30余牛录属于此次编组，原因是在崇德七年八旗设立时，半数以上的牛录重新编组，都算作崇德七年编立。如正黄旗的金维城、周福、祖大眷等。镶黄旗的方得胜、祖世魁、邓长春等。正白旗的裴有学、郭光明等。正红旗的臧国祚、朱成伯等。镶红旗的孟乔芳等。镶白旗的祖泽远、裴国正等。镶蓝旗的李国翰、张存仁等，多数是大凌河时期归降的汉官，他们应当是72佐领的组成部分，因为崇德七年再次组编，故算当年编的佐领。
    汉军编组牛录是六甲喇不断旗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四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一是天聪八年，皇太极进行兵名和营伍改革，动作比较大。五月初五日宣布：“满洲、蒙古、汉人前此骑步守哨，虽各有营伍，未分名色。故只以该管将领姓名称为某将军领之兵，今已分辨名色，永为定例。随固山额真行营兵马为阿礼哈超哈；巴雅喇营前哨兵为葛布什贤超哈…旧蒙古左营为左翼兵，右营为右翼兵”。同时宣布：“旧汉兵为乌真超哈”。二是当年九月，定“八旗制设牛录，一例定为三十牛录”，在这一政策推动下，汉军牛录加快发展，组建12参领，72牛录。三是李永芳家族和部下六个勋旧佐领，即刘仲锦、李铭(兼管二牛录)、高应第、巴颜、陈锦为首的各佐领，即诞生于此时。所以李永芳当初未编佐，不是旗人，只是随旗行走，有根有据。四是汉军旗尽管编组部分牛录，但很不规范。于是，崇德二年(1637年)七月，皇太极再次对汉军进行整顿，要求“照满洲例，编壮丁为牛录”，并宣布“分汉军为两旗”，每旗36个牛录。以昂邦章京石廷柱为左翼一旗固山额真，昂邦章京马光远为右翼一旗固山额真”(42)。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有些佐领为后世史学家整理文献时漏掉，致使我们统计数字很难准确。譬如佐领花迎春，于崇德三年随军入关征战，在临清阵亡。他的佐领一直传到乾隆六十年，六世孙是花廷柱。而在《八旗通志》的“国初”佐领中却没有记载。另外，这次编两旗，确立的“旗纛颜色皆用青元”，即传统的黑色。
    2.汉军扩编四旗。两旗汉军设立后，除整顿已经编组的牛录之外，天聪三年(1638年)，继续编组裴有学、周维屏、张思孟、张文奎、赵国祚5个牛录。五年，编组周天玉、佟达2个牛录(43)。
    在增编佐领的同时，崇德四年六月，对汉军组织编制、旗色作出明确规定，与八旗满洲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区别。在编制方面决定“分二旗官属兵丁为四旗”。旗的上层编制是“固山额真一员，梅勒章京二员，甲喇章京四员”，看似与满洲旗一致，实际每个固山管的是两个旗。按旗色已经是八旗，而组织系统是四旗。每旗牛录章京18员，少于满洲旗的30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