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氏史狱”① 是发生在清初的一起规模较大、影响较大的文字狱，其研究得到学界广泛重视，前辈学者多从文化高压政策角度予以评析，代表性的观点为，“清初的庄氏史案，在清代学术史、政治史上都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即封建统治者可以从一己的政治需要出发，而肆意践踏学术，摧残人才。这种文化上的短视，经过雍正、乾隆问的封建专制而推至极端，文字冤狱，遍于国中，终于酿成思想界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1]。诚然，庄氏史狱确实对清初学术，乃至清初文化造成了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那么，破坏的程度如何，消极影响的范围有多大，清初学界对此做出了哪些反应，一些具体问题亟盼学术解答。史狱因庄廷鑨私修明史而引起，因史狱而遭受直接波及的，亦为清初的私家修史，本文拟以此为线索，从史学史的角度分析史狱的文化影响以及清初史家对此的不同反应。
    一
    顺治十八年（1662），史狱案发。康熙二年（1663）五月，杭州城内的弼教坊，约计七十余名江浙地区的文人、名士被凌迟、重辟和处绞，一时之间，学界震动。庄廷鑨私修明史而致惨祸，参订者亦遭连坐，不啻惊雷，令清初埋首修史的众多史家目瞪口呆。据朱彝尊记载，史狱之后，时人视明季史书如蛇蝎，避之唯恐不及。
    “先太傅赐书，乙酉兵后，罕有存者，子年十七，从妇翁避地六迁，而安度先生九迁，乃定居梅会里，家具率一艘，研北萧然，无书可读。及游岭表归，阅豫章书肆，买得五箱，藏之满一椟。既而客永嘉，时方起《明书》之狱，凡涉明季事者，争相焚弃。问囊所储书，则并椟亡之矣。”[2](卷三十五，《曝书亭著录序》)
    收藏史书者尚且如此战战兢兢，修史者的惶恐不安可见一斑。庄氏史狱对清初私家修史的消极影响，具体为以下几点：
    首先，史狱直接影响到一些私史的成书与流传。直接受其影响而未能成书者多部。吴炎、潘柽章主持编写《明史记》②，因二人同罹史祸而致夭折，潘耒《松陵文献序》云：
    “亡兄与吴先生（吴炎）草创《明史》，先作长编，聚一代之书而分划之，或以事类，或以人类，条分件系，汇群言而骈列之，异同自出，参伍钩稽，归于至当，然后笔之于书，其详且慎如此，庶几不失古人著书之意”[3](卷七，《松陵文献序》)。
    吴潘二子之史书，史料详实，诠错得当，未能成书，而历浩劫，为清初史学之遗憾。
    受史狱影响而遭搁置，或藏之名山，不敢刊刻，影响其流传者为数更多。查继佐的《罪惟录》本名《明书》，因受庄氏史狱的影响而韬晦其名，更名为《罪惟录》，修史者辗转流离，备极辛苦，据查继佐自序云：
    “此书之作，始于甲申，成于壬子中，二十九年，寒暑晦明，风雨霜雪，舟车寝食，疾痛患难，水溢火焦，泥涂鼠啮，零落破损，整饬补修。手草易数十次，耳采经数千人，口哦而不闻声者几何件，掌示而不任舌者几何端，以较定哀之微词，倍极辛苦。兼以他诡误而连狱，方椟藏而无山”[4](《自序》)。
    受史狱牵连，出狱后能不改志向，终成其书，查继佐此举足以不朽，而《罪惟录》不能端正本名，令作者只能仰天长叹，“若夫《罪惟录》得复原题之日，是即左尹得复原姓名之日，静听之天而已。”[4](《自序》) 其后，查继佐本人及其门人对修纂一事守口如瓶，不敢对人透露，更不敢刊刻，直到查继佐临终前才痛下决心，对此书进行最后的清理，无奈体力与精力均大不如前，整理只能草草结束，故《罪惟录》一书只有稿本存世③，史书篇章结构未能完全清理，内容也多颠倒错乱。至乾隆时，文字狱盛行，收藏者惧罪，多所涂改，张宗祥跋文云，“是书谏议传，无杨涟等，隐逸传仅至孙一元，奸壬传无马士英，阙帙至多。盖原书每传不连写，又经后人任意装订，先后倒置，无目录可查，故虽阙而不知也。”[4](《罪惟录跋》) 改易书名，深自晦匿，《罪惟录》虽幸而流传至今，却面目大非，给后人的整理与利用带来困难。幸得张元济苦心整理，才使得《罪惟录》虽历劫无算，终免沉沦④。
    费密《荒书》⑤，亦曾因史狱而搁置。此外，应该还有相当一部分史书因不见于记载，在史学史上没能留下应有的轨迹。
    其次，受史狱间接影响而搁置成书甚至未能成书者亦大有人在。顾炎武修史亦受到史狱波及，吴、潘本为顾之好友，二人惨遭刑戮，顾写诗以表达悲愤之情：
    “露下空林百草残，临风有恸奠椒兰。韭溪血化幽泉碧，蒿里魂归白日寒。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巫招虞殡俱零落，欲访遗书远道难。”[5](卷四，《汾州祭吴炎、潘柽章二节士》)
    顾曾把史料借给吴炎等人，史狱后史料无存⑥，加之生活不安定，文字狱阴影犹在，最终放弃修史的夙愿，他在写给潘耒的信中说：
    “吾昔年所蓄史事之书，并为令兄取去，令兄亡后，书既无存，吾亦不谈此事。久客北方，后生晚辈，益无晓习前朝之掌故者。令兄之亡，十七年矣。以六十有七之人，而十七年不谈旧事，十七年不见旧书，衰耄遗忘，少年所闻，十不记其一二。又当年牛李洛蜀之事，殊难置喙。退而修经典之业，假年学易，殊无大过。不敢以朝野之人，追论朝廷之政也。”[5](卷四，《与次耕书》)
    顾炎武甚至还为潘耒写下了“犹存太史弟，莫作嗣书人”[5](卷十一，《寄潘节士之弟耒》) 的凄切之句，因二子惨遭史狱而产生的心理伤痛，于此可以想见。以顾之渊博学识，史学素养，未能修成有明信史，为清初史学的又一缺憾。
    另外，吴潘二人为修史之事曾求教于钱谦益，并深得其赞许⑦。钱于《复吴江潘力田书》之札尾，谈到，“《东事纪略》，东征信史也。人间无别本，幸慎重之。俞本《纪录》，作绛云灰烬。诸侯陆续寄上，不能多奉”[6](卷三十九，《复吴江潘力田书》)，可见，吴潘二人于史料方面，得到过钱的帮助。钱谦益一生以史官自居，修史为任，最终史书未成，固然由于绛云楼之火，史料付之一炬，二人因修史致祸的震动亦不无影响。
    再次，史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史家之间的修史交流。清初，浙江海宁出了两位著名史家，谈迁与查继佐，分别修成有明一代编年体史书《国榷》、纪传体史书《罪惟录》，二人著书年代相同，居又同里⑧，志同道合，却无一言提及对方，若互不相识。张宗祥分析清初历史环境，认为：
    “（二人）所不同者，查豪放结客，谈抱朴守约耳；何以二人若不相识，各无一语及之也。意者谈氏载庄氏史狱之前，早已谢世；而查氏既经史狱，幽囚二百日之后，虽奋笔成书，不欲表暴于世，深闭固拒，以史为讳，即知谈氏之书，亦惟有铁函深井，藏之已耳，敢引以贾祸耶。”[7](《张宗祥跋》)
    史家各据传闻，史料发掘不广，本为私家修史先天之不足，惮于史狱影响，清初史家各自隐讳，不互相交流，难免会影响到对传闻及史事的判断和论定。清初私家史著虽众多，但多据传闻，鱼龙混杂，难免有失实害史之败笔，潘耒对此提出批评，“国史之鄙，其由野史之杂乎？野史者，国史之权舆也。微野史，则国史无所据依。然古之书苦少，今之书苦多，古之作史者难于网罗，今之作史者难于裁择”[3](卷六，《交山平寇始末序》)，并提出，“作史犹治狱也，治狱者一毫不得其情则失入失出，而天下有冤民。作史者一事不核其实则溢美溢恶，而万世无信史”[3](卷六，《国史考异序》)。受史狱影响，史家各守门户，惮于互相交流，于清初私史之质量不无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