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综上可知，庄氏史狱确给清初私家修史造成了恶劣影响，但对其破坏程度作定论时仍应慎重。毕竟，史狱的爆发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与此后雍正、乾隆朝的文字狱相比，“庄氏史狱”并非清朝统治者对知识界刻意吹求，有心罗织；当时统治政策基本上仍然以怀柔为主，官方惩戒并不主要针对私家修史，“清初禁网尚疏，有志著作之人，裒集明代史实，并不甚知有忌讳。庄氏乃家富遭忌，又修史之名太震，致掇奇祸。”[8](P141) 蓬勃发展的清初私家修史，亦未因此中断。
    对史家而言，罹祸者与惧怕者毕竟为少数，尽管有死亡的阴影笼罩，仍有相当一批史家毅然决然地继续修史。
    首先，直接受史狱波及的一些史家并未因此中断或放弃修史。对遗民来说，以生命之魂纂修有明信史是其生存价值的体现。史狱的发生，无损遗民修史之志向。故查继佐虽亲历史狱，仍续修《罪惟录》不辍，查从狱中获释后即继续此前的修史工作，“乙巳先生六十五岁，始杜门手辑，前稿名《先甲集》，近稿名《后甲集》，著《鲁春秋》上下两卷。”[9]受其影响，查之弟子沈起，明知其师因修史入狱，仍醉心其业，可惜命运多舛，未竞其书。
    另一位幸免于史狱的史家陆圻，亦撰有《陆子史稿》二册，谢国桢先生云，“圻曾参与庄氏修史之役，以自陈得免于难。是书为其所撰史稿，存食货志、舆服志，及杂记明季三案及弘光、隆武朝遗事，与圻所撰《纤言》多同。”[11](P14-15)
    在史狱中遇难的潘柽章之幼弟潘耒，不仅未隔绝于史学，反而秉承亡兄志向，以修纂有明信史为己任。遗民钱澄之感叹年华已逝，修史事业难成，叹息之余，得知潘耒修史之志不衰，寄诗潘耒，寄以修史之厚望。
    “松陵才子早知名，握手燕台气不平。未受国恩甘避世，偶谈家难为伤情。
    诗篇半是尊前就，史学偷从帐里成。顾叟不归余亦老，江东此事属潘生。”[12](卷二十二，《与潘次耕》)
    固然，一批学者受史狱影响而犹豫踌躇，但仍有更多的史家修史不衰，尤以遗民为中坚。
    其次，受史狱震慑，一批史家改以曲折隐晦的方式修史。史狱酷烈，为全身存史，一批史家由公开转入暗处。全祖望记述史家林时对修史，尤强调其隐蔽性：
    “公讳时对，字殿飏，学者称为茧庵先生，浙之宁波副鄞县任。以崇祯己卯、庚辰连荐成进士，授行人司行人。赧王起南中，以吏科给事中召。南都亡，从戎江干，累迁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踰年事去，杜门不出，乃博访国难事，上自巨公元夫，下至老兵退卒，随所见闻，折衷而论定之。先公尝曰：吾年十五，随汝祖拜公床下，语予：‘野史之难信者有二：彭仲牟《流寇志》伪错十五，出于传闻，是君子之过；邹流绮则有心淆乱黑自，是小人之过；其余可以类推。’先公问曰：‘然则公何不著为一家以存信史？’公笑而不答。盖是时公方有所著而讳之。然自公殁后，所谓《茧庵逸史》者阙不完。”[13](附录)
    此外，遗民著作还有内集、外集之别，内集者，有隐讳而不示人，“残明甬上诸遗民，述作极盛，然其所流布于世者，或转非其得意之作，故多有内集。夫其内之云者，盖亦将有殉之、埋之之志而弗敢泄，百年以来，霜摧学剥，日以陵夷。”[13](《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五，《杲堂诗文续钞序》) 沧海桑田，岁月流逝，内集固然可以全身存志，但多湮灭不传者。
    低调修史，集分内外，是遗民史家有效的文化反击，方式略显消极，而修史存史之行为仍具积极意义。
    再次，非遗民亦以气节相标榜，清初私家修史并未因此中断。以邹漪为例，甲申乙酉之间，刻《启祯野乘初集》，34年后，又作《启祯野乘二集》，并标榜气节：
    “慨自世道衰微，廉耻渐灭，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士卖其友，弟子背其师，妻妾委弃其夫，不知忠孝节义何合物”，因此钩稽条贯，诠次成篇，“或亮节清风，品崇山岳；或鸿猷伟绩，业沛江河；或厚泽深仁，著龚黄之遗爱；或直言敢谏，追徵黯之嘉谋；或艺苑流芬，经经纬史，翰墨昭同云汉；或沙场灑血，断头决腹，忠贞喷薄日星；乃至故国遗民，旧邦吉士，剖肝孝子，截发贞妻，皆得论定焉。”[11](邹漪：《启祯野乘二集》自序)
    此外，史狱后形成的史书还有朱克生《明代宝应人物志》（康熙元年，1662）、陈弘绪《南昌郡乘》（成书于康熙二年，1663）、刘心学《四朝大政录》（康熙七年，1668⑨）、王雯耀《全桐纪略》（康熙八年，1669⑩）、计六奇《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康熙十年，1671(11)）、马驌《左传事纬》、《绎史》、王夫之《永历实录》、黄宗羲《明儒学案》(12)、邹漪《启桢野乘二集》以及约成书于康熙十八年之前的戴笠、吴殳的《流寇长编》(13) 等等。可见，史狱虽对清初私家修史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心理恐慌，但并未从根本上阻止私家修史的继续发展。
    密歇根大学明清史教授司徒琳指出，庄氏史狱残酷而血腥，“然而，同样有趣的是，尽管1661到1663年发生的庄氏史狱造成了浙江七十多位学者的惨祸，但17世纪60年代的修史工作并未因此顿减。”[14](P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