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综上可知，史狱引起的文化恐怖气氛，确曾弥漫全国，令史家屏住呼吸，震慑其心理，影响其判断，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行为。然而，史狱之消极影响不足以遏制清初私家修史的发展。清初私家修史，沿着史学自身的运行轨迹，一直持续发展到康熙统治末年，在遗民凋零、官修《明史》冲击、史料信息萎缩、私修史书自身整合、官方文化政策钳制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方告走向衰落。
    史狱对史家的震慑与打击因人而异，对史学的消极影响也不能一概而论，通过分析考察史狱对清初私家修史的影响，有如下启示：
    其一，文字狱对士人的心理打击从来不是一贯的，而是因人、事、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具层次性特征。士人阶层因政治观、价值观、人生观、历史观的差异会对同一起文字狱事件产生不同的反应，委屈顺从者有之，消极抵触者有之，冷静漠然者有之，公开反抗者亦有之。因此，对文字狱个案的分析与研究应力求具体化，层次化，过于简单，强求概括，难免会有失客观，影响对文字狱消极影响的判断。
    其二，文字狱对学术发展及走向的影响是渐进的，渗透式的。一方面，文字狱不能作为独立的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决定学术发展的走向，往往与其他因素联合发生作用，或者成为学术发展的催化剂；另一方面，文字狱的消极影响是长期作用，不是短期行为，研究文字狱，不仅要具体事件具体分析，长时段的历史考察，客观公正的学术分析尤为重要。
    其三，对文字狱的研究应注意政治史与学术史研究的双向互动。文字狱是政治与学术，统治者与知识层之间互相作用与反作用的产物。一方面，学术作为社会与文化的构成要素，必然受到官方统治决策的影响；另一方面，学术自身的张力和弹性也会反作用于政治，影响统治阶层的决策与判断。
    从史学史的角度分析因庄氏史狱，可以看出，一起骇人听闻的文字惨狱对清初史家的心理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并影响其修史行为，导致不同的学术抉择，由此，庄氏史狱视野下的清初史学展现出富有层次的立体画面。
    注释：
    ① 关于庄氏史狱的研究，前辈学者成果有：谢国桢《庄氏史狱参校诸人考》《中国书籍考论集》（香港中山图书公司1972年）、周延年《庄氏史案考》（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杨林《试析庄氏史案对清初私家修史的影响》（《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饯茂伟《庄廷鑨任史考论》（《宁波大学学报》1998年3期）等。
    ② 吴炎《今乐府序》云：“明兴三百年间，圣君、贤辅、王侯、外戚、忠臣、义士、名将、循吏、孝子、节妇、儒林、文苑之伦，天官、郊祀、礼乐、制度、兵、刑、律、历之属，粲然与三代并隆。而学士大夫，上不能为太史公序述论列，勒成一书，次不能为唐山夫人者流，被之声韵，鼓吹风雅。今予两人故在，不此之任，将以谁俟乎？因相与定为目，凡得纪十八，书十二，表十，世家四十，列传二百，为《明史记》，……且自乐府成后半岁，而得纪十，书五。表十，世家三十，列传六十有奇，盖史事已过半矣，余与子固可谢息壤盟也。”（转引自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可知吴炎、潘柽章等人所修的《明史记》到顺治十一年（1654）已有部分成稿，但由于二人死于庄氏史狱，《明史记》未能成书。
    ③ 查继佐自序言其书起于甲申，成于壬午，而沈起《查东山年谱》却讳言，“乙未先生五十五岁，讲学敬修堂，始著《罪惟录》，历二十年始成”。康熙元年，查继佐受史狱波及入狱，次年获释。至查去世前一年，沈起年谱记载，“乙卯先生七十五岁，春，《罪惟录》成。”
    ④ 据张元济跋文，整理之前的《罪惟录》，“阅时既久，虫鼠为虐，大者或连篇累牍，首尾不完；小者亦零乱散片，破碎支离，装工无识，妄相凑合，文义乖舛，不可卒读，反覆追寻，棼丝稍治，此不可谓非艺林幸事。”
    ⑤ 费密《荒书》“初属草时。值乌程难作，不遑终其卷”（费密《荒书》自序），直到康熙十八年清政府广泛征集有关明朝史料时才整理旧稿，完成全书。
    ⑥ 据顾炎武《书吴潘二子事》云，“二子所著书若干卷，未脱稿，又假余所蓄书千余卷，尽亡。”转引自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
    ⑦ 据《碑传集补》卷三十五《潘力田传》，“私家最难得者实录，柽章鬻产购得之，而昆山顾炎武、江阴李逊之、长洲陈济生皆熟于典故，家多藏书，并出以相佐，间出其稿质之钱宗伯谦益，谦益大喜之，叹曰：‘老夫耄矣，不图今日复见二君。绛云楼余烬尚在，当悉以相付。连舟载其书归。”
    ⑧ 谈迁居硖石紫薇山西南麓也是园，查继佐自粤归浙筑敬修堂于杭州，又筑幽居于硖石沈山东麓万石窝，紫薇山即西山，沈山即东山。
    ⑨ 纂修时间见姜胜利《清人明史学探研》第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