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各级苏维埃政权的主要活动（注：该部分关于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具体事实根据中共永昌、山丹、临泽、高台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所作的有关西路军问题的调查报告。）
    （一）积极筹粮筹款、衣服等物资。
    西路军西渡黄河前，只备足了三天的粮草，渡河后的粮草必须在当地供给。由于二马事先的反动宣传和坚璧清野政策，当地百姓和富户几乎都把粮食掩藏起来，给红军的物资补给造成了很大困难。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得红军的活动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物资补给问题遂得到很好的解决。永昌的各级政府组织群众打开了五六十户大中地主的粮仓，没收了大量的粮食、布匹、衣服、毛毡、食油、盐、羊毛、黄金、白银、大烟土等，绝大多数都教给了西路军。该县水磨关、南北泉一带700多群众用70多盘小磨帮助红军磨面一个月，该县的五坝、南泉等地的二十多座油坊里的二百多当地群众为红军榨油十八万余斤。据统计，在永昌期间，当地苏维埃政权为西路军筹集和购买了饲草、口粮共二、三百万斤，猎、牛、羊七千头（只）。在山丹县，东街市政府主席吴培录积极动员群众给红军送粮、送衣，并率先从自己拮据的家中拿出小麦六石、毛毡十三条、皮袄三件，煤80多石。北街市政府委员邢发育捐献毛毡十多条，皮袄三件；王作仁、张包仁等十多名皮匠，为红军缝制了240多件皮背心、140多件短皮袄、240多双皮手套；东西关市政府委员候成福组织家人为西路军缝制了800多双毡靴；高台的苏维埃政府组织了三个裁剪组，为3800多名红军指战员赶制了衣服。这些物质上的支持，对于当时饥寒交迫的西路军无疑是雪中送炭，其意义无法估量。
    （二）惩办当地恶霸地主等反动势力，发动群众，配合西路军的战略行动。
    西路军要在河西一带站住脚，就必须要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各级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在红军宣传员的配合下，积极宣传红军各项政策、纪律，帮助群众解决困难，惩办地主恶霸等反动势力，没收他们的田产给穷苦百姓，以取得当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永昌县苏维埃政府将张天明、王澍民、杜富堂、许寿山、王开明等当地反动官员、警察、地痞、恶霸就地正法；山丹县苏维埃将该县民愤极大的恶霸李山交付群众审判后枪决，并没收了其财产，该县抗日义勇军还协助红军挖出东西关土豪王麻子的浮财和马俊、毛永吉的粮窖，其中部分货物分给了当地群众，临泽县倪家营子苏维埃政府刚刚成立，就将当地地方王学书、宋怀仁、李成英、缪得荣、马宗明的千亩土地分给了当地贫民百姓；高台县苏维埃政府组织贫民救济委员会没收了土豪劣绅芦荣、董子清的财产。这些举动极大地打击了反革命气焰，有助于群众增强对红军的好感。
    （三）帮助红军制造武器弹药、运送军需物资。
    永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仲科和铁匠出身的政府委员冯怀义组织了四、五十名匠人，在东街南家院和附近空场地办了兵工厂，协助红军铸造马尾弹壳，锻打大刀、长矛，修理枪械，配制火药。该县新城子赵定庄政府抽调柴家庄的柴老四及其侄柴福有、柴福桢等十多人办起“兵工厂”，锻打长矛、大刀。为保证制造武器原料供应，县苏维埃政府号召各界捐献钢、铁、金属、征集硫磺、盐硝、木炭等，尽最大努力支援红军。针对当时红军战斗任务吃紧、无足够人手运送军需的状况。各苏维埃政府设法组织运输队，给前线红军运送粮草，保证物资供应。永昌县梅家寺区组织了二十多条毛驴运输队，来往县城20多天；水磨关、新城子一带的政府成员和部分群众在红军武装保护下，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在祈连山中搜查地主富户隐藏的牛羊；山丹县义勇军积极为红军送粮送水，组织担架队救护伤病员。
    （四）侦察敌情，维护社会治安，组织青壮年参加红军。
    西路军将士几乎都是南方人，对河西一带的风土人情不熟悉，从而给侦察工作带来了很大不便。苏维埃政府便组织当地群众充当向导、侦察敌情。永昌县青年队派高吉录等一批队员以玩耍、拾粪为掩护，到敌人炮兵阵地、小五当教场山侦察；赵定庄政府将刘家庄的刘信成等派到五、六十华里外的永泉子侦察敌情；八坝青年赵儒等为驻防该地的“夜袭老虎团”多次充当向导、抬云梯；在山丹，当红军在大佛寺、红沟与敌作战时，龙文祥、王希周、何录福等当地群众给红军当向导，龙廷奎、赵生录等群众协助红军向敌人阵地散发传单；临泽、高台的苏维埃政府也不例外。同时，各地政府还组织青壮参加红军。在永昌约140多人参加红军，山丹、高台分别有130多、100多人参加红军。
    （五）苏维埃政府成员在西路军失败后都遭受重大牺牲和迫害。
    西路军撤离根据地后，马步青、马步芳即开始了反攻倒算。在永昌，红军撤退的次日，县苏维埃政府有关人员冯怀义、李万、徐交三人被杀害于西街，苏维埃政府主席狄万川和张德文被捕后遭受酷刑，结果一人致死，一人致残；在山丹，有二百多位进步群众和政府成员被关押，后来或被杀，或遭发配、充军；县苏维埃政府委员吴天福、郭长保、彭述田等均遭残害致死；临泽沙河堡苏维埃政府主席顾青善被马匪韩起功杀害……如此悲壮，不一而足。
    以上三个大方面基本上说明了西路军在河西一带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具体历程、状况。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评述苏维埃政权功绩的目的并非要说明西路军建立根据地这一行动、决策的正确性。事实上恰恰相反，因为在河西这样一个地瘠民贫、偏僻、狭长、民族矛盾复杂的地带于短时间内建立根据地是不可能的，历史已经无情地证实了这一点。但是，任何已经发生的事实，它都是历史，对于它后人有义务把它真实地再现出来，此即本文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