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和知工作
    和知，即和知鹰二，日本驻上海特务机关长、华南机关长。1940年3至7月，和知以板垣征四郎谈判代表身份与孔祥熙系统的谈判人员盛升颐、胡鄂公、易敦白、沈养吾等人进行了频繁的秘密谈判。双方就汪伪登台等问题进行了唇枪舌剑的谈判。关于汪伪登台，易敦白指出，两国交战，利用叛逆，乃一时权宜，汪伪政府的成立，对和平运动绝无价值，对中国抗战阵容反而有益。汪寄食日人，中国抗战阵线等于已消“和平”毒素。并申明中国的和平立场：（一）中国对日抗战不能不对日言和；（二）中国虽抗战，并未忘和；（三）日政府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存在，蒋介石即与日进行谈判（注：《情字第1760号电文》（1940年3月4日），《盛升颐、胡鄂公、易敦白与和知、三村的秘密接触》，同③引书1991年第3期，第5页。）。孔系统人员这时中心是为了配合蒋介石政府阻挠汪伪组府，延缓日本承认这一叛逆政权，以及干扰日方扶植其他傀儡政权，以保持国民党政府的“正统”地位，和知要求对汪不究既往，不重办。
    关于伪满洲国问题，日本变换新花招，和知提出以“中、日、满经济提携”方式变相承认。万变不离其宗，即要求中国承认东北沦为日本独占殖民地，承认日本肢解东北的合法化。易敦白提出通过两个途径解决满洲问题：（一）先解决“七七事变”，不将满洲牵入；（二）如定要合并解决，在不失中国宗旨主权原则下，求一合理的暂定处理。（注：同（19）引书，第6页。）并提出日本交还中国东北。和知认为，满洲系日本对苏的基本条件，是防止国际赤化的第一道防线，从而拒绝中方的要求。
    关于第三国参加撤兵保证，和知认为最好免除，“以免横生枝节”。因为日本害怕第三国保证，使它不有单独对华讹诈更多的好处，故极力反对。中方认为，日本撤兵由第三国参加保证是最合理的妥善办法。中国深知日本会玩弄假撤兵、真驻兵的无赖手段，企图由国际社会监督，迫使日本真正撤兵。
    五、结语
    综上所述，孔祥熙利用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派出大批谈判人员，利用不同的关系，不同的渠道，同时开辟多线交叉与日方进行了一系列秘密谈判。参与直接谈判的人员，有政界、军界、财界、民间等人士。双方的最高层人物均不直接出面，而是“幕后”遥控谈判。这些谈判名为孔祥熙直接指挥，但从电文中诸多“抄送委座”、“抄送委员长”、“择要抄送委座参考”等批语中可知，蒋介石是真正的幕后指挥者。这些谈判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一）蒋介石下野；（二）承认“满洲国”；（三）承认汪精卫傀儡政府或“汪渝合流”；（四）承认日本在华驻兵权；（五）承认日本在华特殊经济特权；（六）与日本合作加强防共反共。显而易见，这是把中国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亡国条件。若按这些条件去议和，就等于向日本“洽降”。蒋介石的基本条件为：“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他不能接受日本任何要求”，“华北主权完整和行政独立不得侵犯”。假如日本要继续作战，“中国也不会放下它的武器”（注：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下卷，第2分册，第36、39页。）。在长时间的谈判中，双方都是围绕上述基本条件而讨价还价。但双方各有其侧重点。就中方而言，主要是为了阻挠、打击汪伪组府，延缓日本承认这一叛逆政权，以及干扰日方扶植其他傀儡政权，以保持国民党政府的“正统”地位。日本则以1939年底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重点在“以汪代蒋”，组建傀儡政权，逼蒋投降；后期，重点则是急于促使“汪蒋合流”。
    欧战爆发后，因战争与国际局势逐步向有利于中国方面转化，日本在谈判中的优势越来越少，逐渐降低其条件。相反中国却在逐渐抬高其交涉条件，修正此前将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作为抗战之“底”的提法，确定抗战之“底”应是“坚持到与世界战争同时结束”（注：（台湾）《蒋总统思想言论总集》16卷，第447页。）。1941年3月，蒋进一步提高抗战之“底”，强调指出，抗战的最后胜利，应是打破敌人的“大东亚秩序”，“恢复我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注：同（22）引书18卷，第64～65页。）。此期，尽管日本的个别条款比以前有所缓和和降低，但国民党政府慑于全国高昂的民族抗日意识和以中共为首的反妥协力量的存在，加以地域辽阔和国际援助的支持，始终没有签署任何投降协定。尽管国民党政府在多次交涉中都显得被动，谋和的心情也显得比较迫切，但它毕竟没有无原则地乞求和平。由此，日本没能通过自己发起或响应中方的一系列秘密谈判达到它在军事上不能达到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因此，谈判的结果，日本仍然是身陷“泥潭”之中，这样日本的军事与谋略攻势都未能凑效，不得不背着中国战场的包袱，踏上南进的征程，发动太平洋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