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邓小平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它的实质是通过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早日结束“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其核心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它的提出是对中共八大路线的恢复和坚持，具有承前启后的伟大意义，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作了重要的酝酿。
    一、“三项指示为纲”的提出
    （一）国民经济的再度恶化促进人民群众重新审视“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逐步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回归。
    1971年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破产。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质，仍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在倚重周恩来挽救急速下降的国民经济的同时，又相继批准了“四人帮”所策动的“批林批孔”运动，致使周恩来挽救国民经济继续下滑的努力受到了严重的阻碍，生产秩序再度混乱，国民经济急剧恶化。主要表现在：第一，铁路运输严重堵塞。1974年发生行车重大事故和大事故755起，严重阻碍了津浦、京广、陇海、浙赣4条大干线的畅通，危及了整个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第二，许多企业处于半瘫痪状态，生产无法正常进行。在“四人帮”“该抓就抓，该批就批，该斗就斗”的煽动下，无政府状态继续蔓延。经济部门的斗、批和夺权运动愈演愈烈，造成许多企业的党委会开不成，工作抓不了，生产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第三，国民经济计划未能完成，财政收入继续下降。1974年工农业总产值计划增长7.1%，实际增长1.4%，只完成计划的19.7%，国家财政收入比上年减少96亿6千万元，出现了37亿7千万元的财政赤字。
    国民经济的日趋恶化，使广大人民群众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理论产生了疑惑。几经动荡之苦的人民群众迫切希望中央能尽快地结束这场动乱，恢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党和国家的工作步入正确的轨道，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人民群众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回归心理为“三项指示为纲”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为“三项指示为纲”的提出奠定了组织基础。
    1972年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他排除干扰尽最大可能努力纠正“左”倾错误，全国各方面的工作出现了明显的好转。但此时的周恩来身患重病，残酷的现实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接替他的人选担当重任，协助毛泽东治国安邦。当时，只有邓小平具备这种条件。其一，邓小平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中有较高的威望，有集军队、政治、经济和外交工作经验于一身的突出优势。其二，毛泽东对邓小平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虽然对他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总的印象是好的，他曾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会上讲邓小平的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之后又认为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材难得”（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411页。）。这种认识是毛泽东能够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主观条件。此外，在思想上，毛泽东对“四人帮”集团的活动产生了疑虑。林彪集团瓦解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邦”集团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从中央到地方已形成一股比较强大的势力。毛泽东对“四人邦”集团的态度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认为江青等人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要将“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下去离不开这支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才能平庸的王洪文等人难以担负起安邦治国的重任，而且这股势力的恶性发展事实上已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不安，急需一个象邓小平这样具有卓越治国才能的代表人物，对“四人帮”集团予以牵制。
    1975年1月，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1月8日，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四届人大又确立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此后，周恩来的病加重，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国务院工作，之后又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重新取得毛泽东的信任并被重用为“三项指示为纲”的提出奠定了组织基础。
    （三）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决定了“三项指示为纲”提出的必然性。
    1975年初，中国政治斗争的舞台虽几经变幻，错综复杂，但斗争的基本线索是十分清晰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条：一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正确领导同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势力的斗争，这是“文化大革命”在1975年的斗争主线。二是邓小平力图否定“文化大革命”同毛泽东极力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矛盾。三是“四人帮”借批林批孔运动，以便乱中夺权，同毛泽东希望安定团结，防止其“左”倾势力恶性发展的矛盾。在这种三角斗争中，毛泽东一方面寄希望于邓小平的卓越能力减缓和阻止混乱的局势，发展国民经济，又想借“四人帮”集团的力量阻挠和牵制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行动。同时，他又借邓小平等党内的健康力量阻止“四人帮”的“左”倾势力及其动乱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局面使斗争复杂化了。无论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正确力量，还是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左”倾势力，要取得同对方斗争的胜利，都必须得到毛泽东这一关键人物的支持。于是，邓小平与毛泽东的矛盾，“四人帮”与毛泽东的矛盾，都是从属和服从于邓小平同“四人帮”斗争的主线的。很显然，邓小平在毛泽东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的情况下，如果明确地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加以否定，非但不能起到纠“左”的目的，甚至连1975年的全面整顿工作也难以取得毛泽东的认可和支持。利用毛泽东的威望在打击“四人帮”的同时，借毛泽东的指示否定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理论，这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唯一比较切实可行的行动。这样，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也就具有了被邓小平同时提到“纲”的高度，用以否定“左”倾错误理论的必然性。
    1975年2月，邓小平以对铁路运输的整顿为先声，揭开了全面整顿的序幕。5月8日至29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先后有17个省、市、自治区和11个大钢厂及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钢铁工业座谈会。29日，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毛主席最近有三条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注：《邓小平同志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稿）。）从而首次提出了旨在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三项指示为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