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实质和核心
    （一）“三项指示为纲”的实质。
    作为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在“句句是真理”、“句句闪光辉”和最高指示“日新月异”的年代里，是没有十分明显的特殊涵义的。但邓小平把三项指示合为一个整体，并上升到“纲”的高度，则赋于了它非同小可的威力。它的实质是通过“三项指示为纲”来否定和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恢复中共八大所确定的正确路线，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重新转移，即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一九八○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4页。）而他之所以煞费苦心地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也是服从于这个大局的。
    （二）“三项指示为纲”的核心。
    “三项指示为纲”的内容都是来源于毛泽东的指示，它是毛泽东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点所作出的讲话和决定。尽管邓小平将三项指示都上升到“纲”的高度，但各项指示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
    第一项，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要反修防修。该项指示反映了毛泽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的心理，仍然带有“左”的色彩。197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注：《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1975年2月18日。）。
    邓小平将该项指示放在第一位，是有其特殊的目的和含义的。“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发动到1975年，已经经过了9年的历程，其间，毛泽东虽然认识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某些错误，但在指导思想上仍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邓小平将关于要反修防修的理论问题指示放在“三项指示为纲”的首位，其目的是从表面上来冲淡“三项指示为纲”和毛泽东所倡导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实质冲突，避开“四人帮”极“左”思想可能发起的责难，以求取得毛泽东的认可和支持。
    在对该项指示的释义上，邓小平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作了和毛泽东愿意不尽一致的解释。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以下简称《论总纲》）在对“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要反修防修”的阐明中，基本上不提所谓的“走资派”，很少提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表现了和毛泽东本意的差异性。毛泽东的愿意是要人们继续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以防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和地方复辟。而《论总纲》的释义则是要人们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增强识破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去识别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左”倾势力大搞派性，制造混乱，进而乱中夺权的丑恶目的。这种解释大大淡化了毛泽东本意中所具有的“左”的含义，将人们对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修防修指示的理解引向了较为正确的方向。
    第二项，要安定团结。该项指示反映了毛泽东经过“文化大革命”的9年动乱，希望呈现出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的思想。这和邓小平要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必备的稳定环境基本上是一致的。但邓小平在对该项指示的解释上，又有着新的内涵。
    《论总纲》在指出安定团结重要性的同时，着重阐明了社会政治局势动荡不安的原因，是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势力，“把斗争的矛头针对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利用群众一个时期内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不一致，挑动群众斗群众，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对革命群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结果。进而提出了安定团结的前提“要正确理解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包括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科学技术人员政策、民族政策、经济政策、以及有关解决工人阶级内部矛盾的政策”（注：《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1975年10月7日。）。这种解释即是对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左”倾势力制造混乱，打击和迫害党内健康力量的愤怒声讨，同时也是对毛泽东错误地判断我国的阶级斗争状况，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扩大化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否定。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安定团结”这个概念的本身，其目的是要纠正此时毛泽东仍然认为“非常及时，完全必要”的“文化大革命”及其动乱。
    第三项，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该项指示反映了毛泽东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前提下，一方面不断清除工人阶级和党内不断滋生的“走资派”，另一方面又期望国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状况有所好转的心态。这种矛盾的心态，决定了毛泽东与邓小平在发展国民经济问题上，既有相吻合之处，又存在着原则的区别。
    邓小平认为，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国民经济的复苏，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居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国民经济的好转和不断发展的。所以，他思想中的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则是在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实现的，这和毛泽东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前提下，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有着根本的不同。虽然，“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居于三项指示的最后，但它却是邓小平自1973年重新复出以来为之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的主要目标之一。所以，在三项指示中，“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居于核心的地位。
    为详尽地阐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三项指示为纲”中的核心地位，《论总纲》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正像毛泽东所指出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论总纲》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阐述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意义及必须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1.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实践和理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种矛盾，在总的历史发展中，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注：《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1975年10月7日。）。针对“政治可以统帅一切”的错误理论，《论总纲》指出，这是“用资产阶级的政治，冲击无产阶级的政治，……冲击社会主义经济，冲击国家计划，冲击企业管理，生产秩序”，“要辩证地理解政治与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既要认识政治的统帅作用，又要认识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2.在革命与生产的关系上，《论总纲》指出，“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那种认为抓革命，生产自然会上去，用不着花气力去抓生产的想法，只有沉醉在点石成金一类的童话中的人才会相信”。要清除“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革命非常重要，生产无关紧要”的错误观念，在抓好革命的同时，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
    3.在是非标准上，《论总纲》提出生产和经济工作的状况是判断一切政策和实践成功与否的标准。“列宁说过：‘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毛主席也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注：《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1975年10月7日。）。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坏是好，是大是小，归根到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注：《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1975年10月7日。）。
    《论总纲》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核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中心思想，在批判“四人帮”以革命代生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同时，将经济的发展提到了作为判断真假马克思主义标准的高度，展示了邓小平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的坚强决心，反映了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理论和脚踏实地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务实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