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作用和意义
    （一）在理论上，它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理论，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的违理性。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不仅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已造成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否定了它继续进行的必要性。
    （二）在政治上，“三项指示为纲”及其指导下的全面整顿沉重地打击了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左”倾势力，对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恢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邓小平依据“三项指示为纲”中的要“安定团结”，在全面整顿中对“四人帮”集团闹派性、搞小圈子的行为给予了严正的斗争。对他们在全国各地兴风作浪、大搞派性的爪牙，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和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的“左”倾势力。
    （三）在经济上，“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了“四人帮”以“革命”代生产的主观唯心主义错误，在全面整顿的实践中，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为回升。在整顿中，邓小平紧紧围绕“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三项指示为纲”的核心，明确指出：“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4页。）这实际上是对“文革”中那种割裂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的关系，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当作“唯生产力论”和“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企图以“抓革命”来“促生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也是邓小平为减少“文化大革命”的损失，力图在经济领域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行动，并在实际的工作中产生了明显的效果。
    （四）“三项指示为纲”是重新恢复八大路线的积极努力，具有承前启后的伟大意义，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作了重要的酝酿。
    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会议，根据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我国的客观实际，就国内的主要矛盾、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等问题作了比较切合实际的分析和规定，揭开了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序幕。但由于在道路的探索中错误趋向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使中共八大所制定的正确路线被迫中断。1975年“三项指示为纲”的提出及其指导下的全面整顿，则使这一正确路线在不同程度上得以恢复和坚持。首先，在社会主要矛盾上，邓小平用“三项指示为纲”来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肯定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下降为社会的次要矛盾，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其次，在党的工作重心上，“三项指示为纲”中的“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实质上是在恢复和坚持中共八大提出的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尽管“三项指示为纲”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发动而被迫取消，但它的提出及其指导下的全面整顿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进行拨乱反正，继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巨大的启迪作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起了重要的酝酿作用。
    其一，在指导思想上，“三项指示为纲”的提出和《论总纲》的全面阐述，无一不是旨在通过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这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了重要的思想和舆论准备。它使人们深切地认识到，“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16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昭示世人：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都要始终如一地搞经济建设，使之不受任何干扰。邓小平讲话的中心和“三项指示为纲”的核心是一脉相承的，二者之间留下的是一行紧密衔接的光辉足迹。可以说，“三项指示为纲”的核心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从总体上同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分离开来，对立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新的指导思想就要诞生了”（注：龚育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第189页。）。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其二，在实践的效应上，“三项指示为纲”对推动国民经济各行各业的整顿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正如邓小平所言，“在全面整顿中提出的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81页。）。全面整顿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对比，在马克思主义外衣掩盖下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理论失去了过去诱人的光环，人们迫切地感到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及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由衰地拥护邓小平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大决策。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要四个现代化的中国，不要乱糟糟的中国”，以及“四个现代化，两步走到底，遗愿化为宏图日，同祭告总理”的悲壮诗句，是天安门广场上许多诗词的共同主题，也是亿万群众异口同声喊出的时代最强音。而实现四个现代化正是“三项指示为纲”指导下的全面整顿所力图实现的大局。由于“三项指示为纲”所产生的巨大实践效应的影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顺利地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否则，没有这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预演，就难以唤起全国人民的觉醒、信任和支持，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也就难以迅速地转移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上来，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科学结论，也不可能迅速地提出并得到全国人民的理解和响应。
    其三，在理论的内容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但“起”并不是突如其来的。1975年，邓小平在“三项指示为纲”指导下的全面整顿实践中，对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已经进行了某些新的思考，相继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这些新的观点为后来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从全面整顿中邓小平提出的全党全国要以四化为大局，大力发展生产力，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从“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干科学实验、干一切事业，我们的基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注：《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1975年8月1日。），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从“学习鲁迅先生说的‘拿来主义’，把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拿来为我所用”（注：《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1975年8月1日。），到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从消除派性，保持安定团结，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压倒一切的是稳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问题上，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2页。），到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等，都有着基本相同的思想内容。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所阐述的这些思想观点，所制定的一些方针、政策，融入了后来他所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