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瞿秋白第一次提出了“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思想，他身体力行，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考察中国革命的实际，寻找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方法，对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作了正确的理论阐述。瞿秋白的这一思想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尽管他的论述还不够完善、深刻和具体，但毕竟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一
    瞿秋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史上，作出了巨大贡献。瞿秋白从五四运动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当他在苏俄考察两年之后，就解除了对社会主义“隔着沙窗看晓雾”的朦胧状态，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23年回国后活跃在党的理论和宣传工作战线上，成为党的早期最优秀的理论家之一。1927年初，瞿秋白编了一部《瞿秋白论文集》，对自己的理论工作做了一个实际的总结。他在文集《自序》中明确提出“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注：《瞿秋白选集》第310--312页。）的思想。这个思想实际上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瞿秋白从他开始革命活动的时候起，就很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意义，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就是为了求得解决革命问题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实践性。对此瞿秋白一再引用列宁关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论述：“哲学不但要解释客观世界，而且要变更客观世界。”“没有革命的理论，决不能有革命的运动”（注：《新青年》月刊第1号。）。 瞿秋白竭力主张研究马克思主义就是为了“解释现实的社会现状，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分析现实社会运动”，“求得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注：《瞿秋白选集》第4-6页。）。他反对把研究马克思主义当做“只求所谓高深邃远的学问，以至于厌恶实际运动”（注：《瞿秋白选集》第4-6页。）的书生气。他说，他的著作不是为了“藏之名山，传诸其人”，而是“想要利于革命的实践的”（注：《瞿秋白选集》第310--312页。）。
    瞿秋白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自然主张理论联系实际。他在文集《自序》中明确指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注：《瞿秋白选集》第310--312页。）。在《列宁主义概说》中他写道：“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相密切联系起来，否则理论便成为空谈”（注：《新青年》月刊第1号。）。为了使这个观点具有说服力， 他举出实例加以论证，指出，五四运动之际，戴季陶、胡汉民等人，都算是中国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现在他们都抛弃了唯物史观，“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注：《瞿秋白选集》第310--312页。）瞿秋白认为这是理论与实际脱离的必然结果。对于戴季陶、胡汉民“抛弃唯物史观”有无其他更深层的原因暂且不论，单从理论和实践不能分离这个角度说，瞿秋白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瞿秋白进一步明确主张马克思主义要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明确提出“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这是他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思想的具体化。他提出这一思想的出发点，一是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批评的革命的方法，决不是死板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公式”（注：《新青年》月刊第1号。）； 二是因为各国各地“经济发展有程度之差异，其客观状态有明显与否之不同”，而且“在有时间空间及物质的现实世界中，依其各种力量--各种阶级--互相敌对持（犄）角之势，流动变迁”，“各种社会既然各有特点，也就有特别的发展规律--特别的规律。只有懂得这些特点和规律，我们才能明了变动的历程”（注：《新青年》季刊第1期。），所以， 改造社会“决无死的范式”（注：《新青年》季刊第1期。）， 而是要“因时因地而相机进行”（注：《瞿秋白选集》第21页。）。中国革命是“特殊的‘非欧洲式’的革命”（注：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六大以前》。），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民族民主革命中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死板的范式，而要“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揭示中国革命的具体规律。具体说来，就是“要观察中国社会的发展，政治上的统治阶级，经济状况中的资本主义的趋势，以及中国革命史的策略战术问题”（注：《瞿秋白选集》第310--312页。）。他给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确定的任务之一是“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注：《瞿秋白选集》第4-6页。）。1923年夏，瞿秋白到国共两党合办的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他积极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现状，弄清改造社会、国民革命、民族革命的重要性，从而投入革命的实际斗争。
    瞿秋白还辛辣地批评了“中国式的新乌托邦家”，说他们“搬出种种现成的模型，勉强要中国照着他捏”；说他们“不但不详细他自己所荐举的模型，而且也不明了中国社会，……说到经济改造，满嘴的消费、生产、分配等类的外国新名词，不会应用于实际”。他告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力求避免此等弊病，“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试解剖中国的政治经济，讨论实际运动”（注：《瞿秋白选集》第4-6页。）。在党内，瞿秋白还尖锐地批评了彭述之等人是“好像画着图样造房子似的”，“没有真正分析中国实际状况而宣传主义的意志，根本不愿意……用真正中国文来宣传主义”（注：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六大以前》。），实践证明，瞿秋白的批评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