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瞿秋白不仅率先提出了“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思想，而且其理论实践也遵循了这一思想，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这主要表现在他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都有独到见解。瞿秋白比较早地论述了关于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早在1923年2月， 瞿秋白就提出：“务使最易组织最有战斗力之无产阶级在一切反抗旧社会的运动中，取得指导者的地位”（注：《新青年》季刊第1期。）。同年5月他在《〈新青年〉之新宣言》中又指出：“中国现实的旧社会，不但是宗法社会而已，它已落于世界资本主义的虎口，与世界无产阶级同其命运。”因此“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担负此等伟大使命”。“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之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注：《瞿秋白选集》第4-6页。）。从党的历史文献来看，这是在中国最先实际分析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论述。
    此后，瞿秋白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又多次谈到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五卅运动以后，他又最早提出无产阶级要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思想，这是他理论联系实际的又一个成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论述过这个问题。瞿秋白提出这个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总结中国革命实际经验的结果。他针对国民党右派篡夺领导权的活动，尖锐地指出：“这种现象显然是中国资产阶级想在国民革命中争得指导权以停止革命的解放运动，而用妥协策略取得自己的阶级利益”（注：《新青年》月刊第3号。）。 因此他说劳农阶级应该“更加确定自己的革命意志，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治指导”（注：《新青年》月刊第3号。 ）。实践证明，瞿秋白强调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以及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瞿秋白是我党较早注意到农民问题的领导人之一。这是他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重要成果。众所周知，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实践和理论方面的贡献，党的其他领导人无法与之相比，但瞿秋白仍有他的独到之处。
    早在1922年，瞿秋白在第一次旅俄期间，就根据俄国革命经验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注：《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341页。）1923年初他一回国就注意到农民问题。在党的三大上，瞿秋白明确指出，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唤醒农民，与之联合”（注：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六大以前》。）。五卅运动以后，瞿秋白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他指出封建剥削制度是“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的经济基础”，发动农民运动“不用说耕地农有的运动，便是减租减税的运动，直接就是给地主土豪，间接给军阀帝国主义以极大的打击”，因此他呼吁全党要“努力组织农民，发动农民运动”，使工人阶级“与农民携手”，“巩固地结成工农的革命联盟，强大革命的主力军”（注：《瞿秋白选集》第274页。）。瞿秋白对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认识也是比较深刻的。他认为要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军阀对中国的统治，必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非此决不能保障中国之彻底胜利”（注：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六大以前》。）。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问题，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一个重要创见，对于全党充分认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明确阐述革命军队、革命战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是瞿秋白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又一创见。1926年4月， 瞿秋白写了《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一文，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武装斗争和革命战争问题。他认为，革命战争的方式大致有：示威、抵制、总同盟罢工、武装暴动、革命战争等等。这些斗争方式都是必要的，都应当应用。但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的方式”是武装斗争和革命战争，“其他方式都应当应用，直接的或间接的做革命战争的准备”，“革命战争是最主要的方式”（注：《瞿秋白选集》第283--287页。）。他明确指出，“在欧美独立国家里，如果革命党能够破坏国家军队的内部，使之中立或革命化，那么工人的巷战，未始不能使革命胜利”（注：《瞿秋白选集》第283--287页。）。但是，中国革命却不能这样。他说“中国是帝国主义军阀之下的半殖民地”，有“特殊的政治经济状况”。一是“中国经济落后，交通梗阻”；二是“城市里大半有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驻军”，甚至帝国主义可以“从日本印度调遣坚甲利兵”以镇压中国革命；三是中国军阀的军队“异常之多，而且大半间接受帝国主义指挥”，在“军事技术及军事器械”（注：《瞿秋白选集》第283--287页。）等方面都占有优势。正是根据对中国国情的具体分析，瞿秋白认为：“乡村里的堡垒战即使胜利，也只是地方的，--全国同时暴动，又是技术上不可能的事”，“即使（城）市巷战暂时胜利，也很难持久”，因为“单是草创的义军”（按：即临时组织起来的工农武装）“不能和敌人抗衡”。所以，“在中国条件之下必须有规模扩大的武装暴动--革命的正式军队之革命战争”，“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军事上以正式的革命军队为主体，从事于革命的作战……而后中国平民才有彻底解放的希望”（注：《瞿秋白选集》第283--287页。）。他要求全党必须重视军事问题，努力做武装斗争和革命战争的准备。他特别提醒全党“我们对于革命战争的必要，应当尽力宣传，打破伪和平的幻想，我们对于革命战争的不可避免，应当因此而更加积极准备，以免政治上、宣传上、战略上的临时疏忽，弄得失败而延长中国革命的难产”（注：《瞿秋白选集》第283--287页。）。这些意见显然是非常及时和重要的。
    瞿秋白在1926年4 月就提出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这一卓越见解，表明他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是深刻的正确的。这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问题、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又一创见，对于全党认识武装斗争和革命战争重要性有着很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