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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中国明史研究(之三)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历史研究》 南炳文 参加讨论

史料史籍的整理介绍方面,除上文涉及者外,可归为五类:专题资料摘编、“明实录”资料摘编、档案资料整理出版、史籍史料整理出版、史籍史料评介考证。关于专题资料摘编,包括郑天挺主编《明清史资料》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傅衣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7册(中华书局,1988年)等。关于“明实录”资料摘编, 包括白翠琴等《明实录瓦刺资料摘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西藏民族学院历史系《明实录藏族史料》1至3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至1985年)、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实录东北史资料辑》(辽沈书社,1990年)、赵其昌《明实录北京史料》(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郭厚安《明实录经济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王其榘《明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83年),以及由李国祥等主编、由武汉出版社自1990年陆续出版的多卷本《明实录类纂》等。其中《明实录类纂》卷帙最为庞大,已出版的近20卷字数多在百万字以上。关于档案资料整理出版,包括《明代辽东档案汇编》(辽沈书社,1985年)等。另外,1978 年开始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不定期刊物《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及1981 年创刊的《历史档案》,也间或公布明代的档案原文。关于史籍史料整理出版,一是陆续出版丛书《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明清笔记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二是陆续新编丛书《明末清初史料选刊》(浙江人民出版社与浙江古籍出版社)、《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丛书·明清史料丛编》(北京大学出版社)等;三是整理重印旧有丛书《国朝典故》(许大龄、王天有等点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等;四是整理出版单行史籍史料,如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华书局,1985年)、查继佐《罪惟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万历起居注》(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黄宗羲《明文海》(中华书局,1987年)等。关于史籍史料评介考证,最重要的是有一批考释《明史》的宝贵成果,包括黄云眉《明史考证》(中华书局,1979年至1986年)、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高其迈《明史刑法志注释》(法律出版社,1987年)、郭培贵《明史选举志笺正》(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张德信《明史海瑞传校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汪向荣《明史日本传笺证》(巴蜀书社,1988年)等。此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概述》(档案出版社,1985年)和秦国经《中华明清珍档指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武新立《明清稀见史籍叙录》(金陵书画社,1983年)等,也是介绍史籍史料的重要专著。
    工具书方面,出版的数量不算太多,但多半质量较高。其中有李小林等《明史研究备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编纂委员会《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李裕民《明史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85年)、朱保烱《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等。
    新时期明史研究论文集出版数量激增,总数约有百部,这是明史研究大发展的必然结果。除上文论述有关专题的研究状况时已经叙及者外,此时出版的其余论文集依内容和形成的原因等大体可分为五类:一为专题性论文集,二为综合性论文集,三为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为已故学者纪念论文集,五为个人论文集。其中个人论文集的作者包括郑天挺、张国光、伍丹戈、谢国桢、傅衣凌、陈国强、郑公盾、王毓铨、吴晗、尚钺、秦佩珩、梁方仲、方福仁、黄冕堂、孟森、韩大成、张维华、王春瑜、商鸿逵、韦庆远、容肇祖、陈学文、阎崇年、王守稼、陈生玺、洪焕椿、孙文良、李文治、季士家、薛虹、傅玉璋、李洵、南炳文等30多位学者。新时期出版数量很多的论文集,是不可忽视的一大贡献。
    新时期的明史研究,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首先是宏观上缺乏协调,学者们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其结果则是热门课题重复撞车,浪费了人力物力,而有些课题本应研究却无人问津。其次,在应用新理论、新方法进行研究中,间或出现对自然科学的某些方法及外国史学的某些理论生吞活剥、照搬照用的现象。第三,部分研究者学风不正,在读书不够、心得不多的情况下,勉强著书立说,导致粗制滥造,谬误迭出,或者抄袭前人成果。有的为了谋求资助或其他利益,巧意迎逢某些家族、地区或人物,曲解历史,牵强附会。上述三点是新时期明史研究中最主要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它们与其时明史研究中的种种成绩相比无疑是次要的,但其危害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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