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年间的“大礼议”是明代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嘉靖时期政局演变的关键所在。在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中，史学界关注点是已故嘉靖帝父亲--兴献王朱祐杬的尊号问题，而对当时尚在世的嘉靖帝母亲--蒋太后的地位的争论则注意不够。其实，对于嘉靖帝来说，更为迫切和重要的是其母蒋太后的尊崇问题。而此问题的逐步解决则对整个大礼议的走向起十分重要的作用。笔者试对此问题做一初步探讨，以求使“大礼议”研究更加深入。
    一
    蒋氏“尊称”问题，是世宗启动“大礼议”的最为迫切和重要的原因。
    朱厚熜继承皇位在明朝历史上是比较特殊的。明朝开国直到武宗，皇位继承一般是遵循继嗣制度进行的，即先皇去世后，由已确立的皇太子继承皇位。其间只有三次例外。第一次是太祖朱元璋死后，由其孙朱允炆继位。第二次是燕王朱棣利用靖难战争的胜利，从其侄子--建文帝朱允炆手中夺得皇位。第三次是明英宗朱祁镇被瓦刺俘获，其同父异母弟朱祁钰在危难之际登基，是为景泰帝。由皇太子继位者，其父生前即为皇帝，根本不存在死后追尊为帝的问题。就是在三个例外中，也有两个没有问题。朱棣父亲为朱元璋，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了。另一个是朱祁钰，他的父亲是宣宗朱瞻基，自然也是生前为帝的。只有建文帝朱允炆有追尊的问题。因为其父朱标生前只做过皇太子，没做过皇帝。但也与朱厚熜不同。因为朱允炆是以朱标的长子，朱元璋的长孙身份入继大统的，在家族支脉上没有任何的变化。因而朱允炆在建文元年（1399）二月，追尊朱标为孝康皇帝时很顺利，没有引起任何争议。只是当朱棣在建文四年六月登基后，才下令取消朱标的孝康皇帝称号，仍称之为懿文太子。
    而朱厚熜却不同。他是以武宗堂弟的身份入继大统的。从宗族承嗣上看，这实际上意味着已脱离孝宗--武宗支派。在这种情况下，如朱厚熜要想追尊生前只做过兴王的父亲朱祐杬为皇帝，就会对明朝的统嗣关系产生影响，势必要引起争议。但朱厚熜既然不愿纳入孝宗--武宗支派，要保持家族的独立性，就必须追尊自己的父亲为皇帝。尤其在当时十分看重祭祀先祖的情况下更须如此。否则，祭祀时，朱祐杬的牌位如何称呼，摆在什么位置，就都成了问题。
    不过，更为现实和迫切的问题是朱厚熜生母蒋氏的地位问题。蒋氏，顺天大兴人。弘治五年（1492）册封为兴王朱祐杬妃。七年随兴王之国安陆（今湖北钟祥）。正德二年八月，生朱厚熜。十四年兴王朱祐杬病死后，蒋氏佐朱厚熜管理王府。十六年三月，蒋氏上奏朝廷，以“岁时庆贺、祭祀，嗣子以常服行礼非便”为由，请求允许朱厚熜提前袭封王位。武宗颁诏允之。[1](卷197,正德十六年三月辛酉) 朱厚熜正式被封为兴王。不久，明武宗死于豹房，张太后与大学士杨廷和定策迎立朱厚熜为帝。朱厚熜离开安陆，赴京师继位，不得不与蒋氏暂时分离，心中十分难过，“上之发安陆也，不忍遽离圣母，呜咽涕泣者久之。及在途中尤思慕不已”。[2](卷1,正德十六年四月丙午) 即位后的第三天就谕阁臣：“朕继入大统，虽未敢顾私恩，然母妃远在藩府，朕心实在恋慕，可即写敕遣官奉迎，并宫眷内外员役成取来京。”[2](卷1,正德十六年四月丙午) 朱厚熜尽管十分孝道，但已为皇帝，而蒋氏身份仍为王妃。这样母子相见，蒋氏要行君臣礼。这实在是非常难堪的事情，不符合“母以子贵”的传统。随着蒋氏入京日期的临近，尊号问题迫在眉睫。
    同时，蒋氏尊号问题的解决对明世宗控制后宫，伸展君权，亦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朱厚熜与孝宗皇后张氏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武宗死后，是张太后与杨廷和的共同决定，才使他这个地方藩王得以入继大统的，显然张太后于他有恩。然而即位之后，张太后对他这个冲龄天子并不十分看重，常以长辈身份予以教训，“及帝朝，太后待之又倨”，这使世宗颇感不满。尤其是张太后仍以王妃之礼对待世宗母亲蒋氏，“初，兴国太后以藩妃入，太后犹以故事遇之”，更令朱厚熜难以忍受。[3](卷114,《孝宗张皇后传》) 不用说蒋氏怨气难平，也使他这个已居九五之尊的皇帝处于难堪的地步。然而这还是表面现象，更重要的是张太后运用她的地位和影响控制着后宫，并通过与当时的首辅杨廷和的联盟操纵朝政。因而世宗要提高君权，真正成为一个大权独揽的君主，就必须尽快解决蒋氏的尊称问题。只有这样，母亲蒋氏才得以与张太后平起平坐，气势上还略胜一筹，张太后控制后宫的局面也才得以被打破。世宗也就能以地方藩王的身份名正言顺地进入明朝皇统，不仅不再需感念张太后、杨廷和的拥立，而且能大大巩固自己的地位。这样重要紧迫的事情，不容世宗不抓紧进行了。
    二
    蒋氏入京礼仪之争，使明世宗初次突破杨廷和等“护礼派”的防线，争得了主动。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即朱厚熜即位后的第六天，他“命礼部会官议兴献王主祀及封号以闻”。[2](卷2,正德十六年四月戊申) 大礼议的序幕从此拉开。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为首的朝臣主尊孝宗（武宗父）为皇考，世宗生父朱祐杬为皇叔父。这显然是明世宗所不能接受的。世宗看罢毛澄等奏文后说：“父母可更易者是耶！”[3](卷191,《毛澄传》) 坚决予以回绝。不过，他年轻阅历浅，虽接受不了杨廷和等人“为人后者为之子”的理论，但也无法驳倒它。只得命朝臣“再会议以闻”。[2](卷2,正德十六年五月戊午) 而朝臣一百九十余人次先后抗旨上疏，支持杨廷和的主张。正当世宗处于被动无助之时，同年七月初三，观政进士张璁上《大礼疏》，提出“继统”与“继嗣”不同，认为世宗作为兴王的独子，只继武宗皇位，而不继孝宗宗嗣，要加尊父母封号。世宗见到此疏后异常高兴地说：“此论一出，吾父子必终可完也。”[4](卷50,《大礼议》) 随后颁手敕，令尊其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祖母邵氏为皇太后。杨廷和并不为之所动，封还手敕。科道官还纷纷上书弹劾张璁，要求予以处罚，世宗则一概置之不理，事情陷入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