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谓“官学”，是指旧时官方以政治权力来指定和维护的所谓“正学”，与之相悖者则视为“异端邪说”。“官学”的典型特征是学政联体，学为政用。本文拟对晚清咸丰、同治年间的官学文化方针，以及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崇正辟邪”的一些具体措施，试作论述。
    一、“崇儒重道”、昌明“正学”的方针
    “宋学”与“汉学”并为官学的局面，在清前期即已形成，进入晚清时期以后在一定时间里仍得以沿袭，但随着具体条件的变化，统治者在宋、汉两学并用方面也自然要有所调适。概言之，突出表现在进一步调和宋、汉两学，淡化其门户分野，将其统归于“儒宗”兼容并包，既张扬“崇正”，又强调“求实”，以图更能结合实际，为维护其政治统治服务。同治元年（1862年）的一则上谕于此体现得颇为典型：
    我朝崇儒重道，正学昌明。士子循诵习传，咸知宗尚程、朱，以阐圣教，惟沿习既久，或徒骛道学之虚名，而于天理民彝之实际，未能研求，势且误入歧途，于风俗人心大有关系。各直省学政等躬司牖迪，凡校阅试艺，固宜恪遵功令，悉以程、朱讲义为宗，尤应将性理诸书随时阐扬，使躬列胶庠者咸知探濂洛关闽之渊源，以格致诚正为本务，身体力行，务求实践，不徒以空语灵明流为伪学。至郑、孔诸儒，学尚考据，为历代典章文物所宗，理不偏废，惟不得矜口耳之记诵，荒心身之践履。尤在职司教士者，区别后先，薰陶乐育，士习既端，民风斯厚，海宇承平，奇袤不作，于以观政教之成焉。（注：《大清十朝圣训·穆宗毅皇帝》，卷十三，《文教》。引文中的“濂洛关闽”，是分别指濂溪周敦颐，洛阳程颢、程颐，关中张载，闽中朱熹，为宋代理学主要学派的代表人物。）
    很显然，它既以“宗尚程、朱”为重（所谓“重道”，“道”，即指道学，也就是理学），又肯定对汉学的“理不偏废”，虽说对两者的地位仍有分重轻主次的隐意，但无疑都纳入所当崇之“儒宗”、所要昌明的“正学”之列，特别是都强调要取其能端士习、息奇袤的实用，防止误入空虚的歧途。这可以视为当时清廷的一种基本文化方针。至于宋、汉两学的功用和关系，不妨借看《清史稿·儒林传》编者的这样一段评论：
    综而论之，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踵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是故但立宗旨，即居大名，此一蔽也。经义确然，虽不逾闲，德便出入，此又一蔽也。（注：《清史稿》，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3册第13100页。）这恐怕也很符合当年清朝统治者的认识。清统治者首重宋学，正是因为它以阐扬封建纲常名教为核心，而又不弃汉学，则基于汉学在其名物训诂当中，恰恰又是以探索礼制为要务的，两者可以有机结合，相得益彰。若是离开名物训诂，就失去了“登堂入室”悟道的门径，不能窥得其实际。而“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则会陷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的迷误境地，根本不知有堂室可入。这两种蒙蔽都要不得。如此看两者之间的关系，似可以说是以宋学为体，汉学为用，体用结合，并行不悖。这可视为晚清统治者兼容宋汉两学文化方针的学理基础。其时重臣、名臣曾国藩的有关思想认识的发展成型，可以为此作一个极好的注释。
    曾国藩本来是“一宗宋儒”的，但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危机，他从“卫道”而“求治”的现实需要出发，很自然地成为宋、汉兼容的倡导者。他有一段总结性的话语：
    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赅，源流毕具，虽极军旅、战争、食货杂凌，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注：曾国藩：《复夏弢甫》，《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三。）在曾国藩看来，“盖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是把礼视为治国平天下的不二法门，称道“圣清膺命，巨儒辈出。顾亭林氏著书，以扶植礼教为己任，江慎修氏纂《礼书纲目》，洪纤毕举。而秦树澧氏遂修《五礼通考》，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综九流，细破无内。”（注：《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5年第2次印刷本，第256页。）正是从推本礼教这一点上，曾国藩认定“可以通汉宋两家之结”（注：曾国藩：《复夏弢甫》，《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三。）。
    曾国藩辈既是当时清廷文化方针的自觉贯彻者，又是其文化方针形成的积极促进者，也是其文化方针学术理论基础的奠定者。而清廷这种以融通宋汉为学理基础、以崇儒重道昌明“正学”为主旨的文化方针，向社会贯彻的实践自然是多方面的、多途径的，但归结起来无非是“崇正”与“辟邪”的结合，是正面宣传教育与对反面经验汲取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