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正面宣传教育的措施
    从其正面宣传教育看，起码采取了下述一些措施：
    一是整饬文教机构，以求培本端风。
    翰林院具有国家文化机关的职能，是高级文士的荟萃之所，对于国家文化方针的贯彻，文化风习的培养，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清廷时有整饬之令。譬如针对翰林院庶吉士专以诗赋“为揣摩进身之阶，敝精劳神，无裨实用”的积习，同治元年十二月间发布的上谕说：“翰林院为储材之地，膺斯选者必须经术淹通，于古圣贤性理精义讲明而切究之，确有心得，将来扬历中外，本其平日所身体而力行者，发为经济，著为事功，方能名实相副……自应将庶常馆课程及散馆旧章量为变通，以求实济。着自明年癸亥科起，新进士引见分别录用后，教习庶吉士务当课以实学，治经、治史、治事及濂洛关闽诸儒学等书，随时赴馆与庶吉士次第讲求，辨别义利，期于精研力践……俾士习蒸蒸日上，贤才辈出，共济时艰，有厚望焉。”（注：《大清十朝圣训·穆宗毅皇帝》，卷十三，《文教》。）显然，是强调以教习内容的“正”与“实”为指归，戒除虚饰之习，以符所谓“国家芸馆培英，造就人才”之本意。
    更常见的是对学校系统和教职官员的整饬。譬如就在上述布谕对翰林院整饬的同时，清廷也对从国子监到各级学校发出整饬谕令。对于国子监，主要是针对其近来“专以文艺课士，该祭酒等既以是为取去，而士子复以是为工拙”的弊端，强调说，“太学为自古培植人才之地，我朝振兴庠序，加意教育”，而国子监作为“四方观瞻”之所，有关人等应“躬行实践，讲明正学，以为表率”，令其“嗣后于课诗文外，兼课论策，以经史性理诸书命题，用觇实学”（注：《大清十朝圣训·穆宗毅皇帝》，卷十三，《文教》。）。对各级学校的整饬立意亦在于，“自来储才养士，必视学校盛衰”，必须“庠序修明，敦崇实学”。对于学校中出现的与此相悖的种种弊情，清廷认为主要责任是在教职官员失职，并不按朝廷旨意认真训课，自身不正，要求“各省学政务当整躬率属，督饬各教官读书立品，毋为士子所轻，平时训导诸生总以躬行实践为归，勿崇尚浮华，勿虚应故事”（注：《大清十朝圣训·穆宗毅皇帝》，卷十三，《文教》。）。尽管越到后来学校的趋新变化越加显著，但统治者始终力图坚持不违“圣教礼法”的前提性原则，各类学校中都把教习经书作为必修课程，并强调课时保证，严格限制。
    二是奖励“正学”成果，刊印颁行钦定书籍。
    对于学人士子刻苦淬沥、钻研“正学”所获著述成果，可由礼部交由南书房审阅，乃至选择进呈皇帝，经审读合意者，给予奖赏。像这方面事例屡有不鲜。仅咸丰、同治帝《圣训》中就记载有多则，如：咸丰元年（1851年）十二月，有上谕奖称江苏举人、安徽黟县训导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一书，“引证尚为赅洽，颇于小学有裨”，对作者赏加国子监博士；福建举人林昌彝撰就《三礼通释》进呈，经南书房校阅后因有“较多脱误”发还， 作者详加校改后再次进呈， 于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被上谕奖以“留心经训，征引详明”，给予作者以教授归部选用的奖赏；同治元年四月，谕奖广东举人、拣选知县桂文灿所呈《经学丛书》四函，“各种考注笺注均尚详明，《群经补正》一编于近儒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诸经说多所纠正，荟萃众家，确有依据，具见潜心研究之国功”，并特别训示：“惟古人通经致用，总以躬行实践为归，经师、人师合为一致，方能羽翼圣经，无惭名教……读书明理必须体用兼备，不徒以记诵训诂见长也。桂文灿既能潜心训诂，不蹈虚靡之习，务当益加刻励，身体力行，勉为有体有用之学，以备国家任使。”曾任内阁中书的张应昌所撰《春秋属辞辨例编》八十卷，经南书房审读认为“原本宋儒，兼及众说，间附按语， 亦颇详审”， 同治九年（1870年）十月有上谕表扬作者“耆年好学，甚属可嘉。”（注：上举数例见《大清十朝圣训·文宗显皇帝》，卷十四，《文教》；《大清十朝圣训·穆宗毅皇帝》，卷十三，《文教》。）
    鉴于经过太平天国、捻军事变，有关省区各府州县中“旧藏书籍大半散佚，经史板片亦皆毁失无存”的状况，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间清廷谕令各直省督抚转饬所属，“将旧存学中书籍广为补购”，特别要将“列圣御纂钦定经史各书先行敬慎重刊，颁发各学，并准书市刷印”，旨在“以广流传，俾各省士子得所研求，同敦实学”（注：《大清十朝圣训·穆宗毅皇帝》，卷十三，《文教》。）。就特别注重的所谓“列圣御纂钦定经史各书”而言，据统计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清内务府所刊定的钦定诸书，经部类有27种，953卷；史部类有79种，5738 卷；子部类32种，12479卷；集部类19种，3410卷，共计157种，22580 卷。（注：据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55页。 ）昭梿在《啸亭杂录·续录》中这样述说清帝亲自审定节目的事情：“列圣万几之暇，乙览经史，爰命儒臣选择简编，亲为裁定，颁行儒宫，以为士子仿模规范，实为万世之巨观也。”（注：据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55页。）清帝之所以如此， 就是为了只让符合圣学圣道的“纯正”之书占领文教阵地。这从乾隆帝直接干预、控制下编纂四库全书的辑录原则也可进而得以印证，即所谓“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注：《四库全书总目·凡例》。）。晚清皇帝自然也不会放弃这种原则，此番布置购补、刷印书籍的情事，即不失为一个例证。
    三是宣讲圣训儒经，普及圣道教化。
    本来自清前期就有定期宣讲《圣谕广训》的制度，但“奉行日久，大半有名无实，讲如不讲”（注：《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本，第1册，总350页。）。针对这种情况，晚清统治者屡欲扭转，切实施行。咸丰初年，两江总督陆建瀛进呈新刊刻的《御纂性理精义》和《圣谕广训直解》，并附所定选讲章程，其中拟议“责成教官慎选朴实生员，每月赴乡宣讲”（注：《大清十朝圣训·文宗显皇帝》，卷十四《文教》。），为清廷所嘉纳。同治二年（1863年）国子监司业马寿金奏言“宣讲圣训尤为化导之本，请饬令学臣实力奉行”，上谕肯定了其意见，令“各省学臣督饬教官实力宣讲圣谕，考其勤惰，分别劝惩”，说是如此“庶几经明行修，邪慝不作”（注：《大清十朝圣训·穆宗毅皇帝》，卷十三，《文教》。）。
    四是崇祀“圣哲贤儒”，维护“正学”偶像。
    孔子及其他名儒为中国封建统治者所神化利用来作为“正学”的偶像，为时久矣，及至晚清时代，当政者不但没有放弃这一手段，而且进一步强化利用，把它起码在形式上推向极致。这由对孔子的祭祀可以醒目地显示出来。孔子祭典有两次升格变化。一次是在明代嘉靖年间，由群祀升为中祀。再一次就是在晚清光绪末年，由中祀升为大祀，与祭天等最崇之祀并列起来，这中间有一个逐步加尊的发展过程。清朝顺治初年，对孔子定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承旧例以颜渊、曾参、子思、孟轲配祀（习称“四配”）庙堂。两庑祀十哲，即闵子骞、冉伯牛、冉雍、宰予、子贡、冉有、子路、子游、子夏、子张。康熙五十一年和乾隆三年，先后分别将朱熹、有若（字子有）升哲享祀，从祀的“先贤”、“先儒”两类，顺治初年分别为69人和28人，以后时有增删调改。及至咸丰十年（1860年），清廷采纳礼部大臣建议，明确如下原则：“从祀盛典，以阐圣学、传道统为断。余各视其所行，分入忠义、名宦、乡贤。至名臣硕辅，已配飨帝王庙者，毋再滋议。”（注：《清史稿》，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0册第2537页。）同治二年，更订增祀位次，各按时代为序排列。至圣先师孔子以及“十二哲”外，在两庑从祀的排位，列东庑者为从公羊高到陆陇其共31人，列西庑者为从谷梁赤到汤斌共30人。并将此绘制图例颁布各省。以后仍陆续有增列从祀者。与此同时，“至圣先师”故里山东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经不断扩建，规模也越来越宏大，典制也越来越严整。
    晚清这时对圣哲贤儒之辈祀典的愈发重视，决不单单是一个礼仪形式问题，更主要在于，统治者面临“异端”百出，“圣学”陵夷的危机形势，力图靠对若辈的进一步神化和张扬，强化其“正学”权威，以利维护旧的文化形态和进行思想控制。对孔子辈的崇祀与对儒学典籍刊印推广是相辅相成的。当然，孔子作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文化大师，留给后世十分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其中有许多弥足珍贵的精华内容。对其人其学，应该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来认识和对待，而晚清统治者对孔子、孔学的利用，自然谈不上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