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体；正确处理好我国现阶段的人民内部矛盾，“是新时期的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正确解决的重要政治课题”，是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半个世纪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思想与实践，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持安定团结、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分析、总结他们之间的“异”“同”与传承，对于不断开拓我们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大有裨益。
    一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需要，毛泽东同志系统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矛盾学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理论宝库。
    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胜利。建国伊始，我们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革，在这个改造工作过程中，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日渐显露，使得毛泽东同志不能不以较大的精力去考虑。事实上，早在1949年6月，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已经提出：“对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说明他已注意到矛盾的两面性；在1955年《驳“舆论一律”》中又明确提出要分清“人民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的范畴”；1955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 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包括讲到了“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与“是非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十大关系”实际上也是“十大矛盾”，多数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
    应当说，毛泽东同志关于两种矛盾的学说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框架内容在这个时候已基本出来了。尔后，毛泽东同志于1957年1月18日-27日，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 两次发表长篇讲话，集中讲矛盾问题，并强调指出：“对于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的斗争这个东西，我们缺乏经验。革命时期的人民内部的斗争很少，因为都集中力量去对付阶级斗争了。建设时期剩下一部分阶级斗争，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的斗争，对于这个东西我们的经验不足，值得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这是一种科学，应该好好研究。”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把研究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升为“一种科学”，这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飞跃”。（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7页。）
    1957年2月27日， 毛泽东同志作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尔后又修改了14次，并于6月19日公开发表， 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名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学说，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系统化和全面展开。
    薄一波同志在评价这部著作的伟大理论贡献时曾这样写道：“第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建立系统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毛主席是第一人。毛主席把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升华到新的理论高度，为巩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在社会主义革命史上第一次把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实践上早已这样做了，只是第一次作理论说明）。这种观点和理论，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提供了理论根据和合理解释，并指导我们顺利地完成了消灭作为阶级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任务。”“第三，正确地提出和论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注：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
    在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刘少奇同志也比较早地注意到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1年，他在审读邓子恢同志《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上的报告》和高岗《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两篇文章的笔记中，针对当时国营工厂存在的矛盾，曾在一篇笔记中写道：“在国营工厂内部是没有阶级矛盾了，但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矛盾呢？一切事物的构成都是矛盾的构成，国营工厂的内部结构当然也是矛盾的结构。什么是构成国营工厂的内部基本矛盾呢？这就是国营工厂管理机关与工人群众之间的矛盾，就是国营工厂内部的公私矛盾。这种矛盾与资本家工厂中的阶级对抗完全不同，它是一种在根本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也应该调和的矛盾。”又说：“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就不能正确地处理国营工厂中的一切问题。但是，这种矛盾和关系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关系，因此，应该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这种矛盾和关系”。“由此可见，矛盾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根本上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另一类是在根本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我们在观察问题的时候，必须分清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性质，既不可以把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看作是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也不可以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看作是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93-94页）刘少奇同志的想法与毛泽东同志的想法是非常一致的。
    从1957年2月中旬，刘少奇同志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 广东等地进行为期2个月的调查，在对有些地区闹事原因进行分析时， 他十分强调“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现在的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他说：“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所以，总起来讲，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是引起闹事的原因。”他还从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强调从制度建设上处理好领导机关与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比如，制定群众对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的监督制度，规定权力限制，废除身份制，干部能上能下制度，取消特权等。
    诚然，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同志尽管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矛盾学说，但是并没有作更深入、具体的研究。他指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不适应，但对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症结却找错了病根。比如，过份严重地估计了当时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把本来属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非对抗性的矛盾看成是新旧制度之间的对抗性矛盾，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主要矛盾，必须用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并希望以此来作为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促进力量。其突出表现：一是认为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主要在于所有制不大、不公、不纯，因此要不停地变革生产关系，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追求“一大二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由此造成单一的所有制和高度集中统一的僵化体制；二是认为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主要是“党内有资产阶级”，从中央到基层都有“走资派”，所以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搞“继续革命”，批判走资派，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历史证明，这样搞的结果，不仅没有也不可能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更不可能达到发展生产力的初衷，反而使基本矛盾更加突出、激化，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致使中国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处于动荡、徘徊的状态。
    从解决矛盾的方法来看，毛泽东同志提出：“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主要是被毛泽东同志称之为公式的“团结--批评--团结”，还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出现较大偏差，比如，过份强调思想教育、政治的作用，过份强调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抓革命、促生产”、“十亿人民不斗行吗？”具体表现在如1957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10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打击一大片，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重大损失。
    应当指出的是，造成长时间失误，并不是因为毛泽东同志所创立的社会主义矛盾学说本身的问题，出现理论与实践的背反现象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殊规律缺乏深入分析和认识，指导思想有片面性。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教训，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供了经验教训，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实践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与实践已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