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邓小平同志肯定、继承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提法，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把改革作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钥匙，坚持物质利益原则，突出强调以民主的办法、经济的办法、法制的办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小平同志复出后，一直着力于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特别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此，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发展。据此，他提出，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
    “三个有利于”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坚持物质利益的原则，这也是小平同志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特别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原则。它突出了发展生产力、重视人民利益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主题，在这一前提下，小平同志把民主的办法、经济的办法、法制的办法，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办法。
    民主的方法。民主方法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最主要的方法之一。早在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回答黄炎培关于中共如何跳出一兴一亡的“周期率”的支配时，就曾对民主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全面地看民主这个问题，它应该既是目标，又是手段（方法）和过程。从目标看，民主是我们所努力追求的。早在1957年7 月毛泽东同志就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456-457 页）小平同志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也强调，“总的来讲是在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他把“民主”列为政治体制改革“三条总目标之一”，把“发扬民主”列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政策中“最重大的两条之一”。他认为通过这些措施，真正实现“领导层有活力，克服了官僚主义，提高了效率，调动了基层和人民的积极性，四个现代化才真正有希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80页）从手段和过程方面讲，民主的方法就是说服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手段，首先是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不能用强制的方法去压服。强制的方法，压的结果只能是压而不服。要建立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程序和制度，扩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畅通对话渠道，提高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意识，真正使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在国家生活、社会生活中得到充分体现和切实保障。
    法制的方法。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非常复杂、矛盾关系纵横交错的系统，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充分运用法制的作用去解决矛盾。只有把自律和他律、提倡和禁止、软性约束和硬性约束结合起来，才能有助于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形成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民主是一把刀子，法制也是一把刀子，两把刀子都很重要，丢掉任何一把都不行。小平同志在1978年就明确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制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注：《邓小平文选》第 2卷146-147页。）
    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法制、自由与纪律，必须同时提出，不能顾此失彼，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人民内部矛盾也有一个法制问题，这就是“要讲法制，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现在我们严肃处理这样一批人，不但对绝大多数犯罪分子是一种教育，对全党、全国人民也是一种教育。我们要在全国坚决实行这样一些原则：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254页。）只有经常不断地在人民群众中进行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教育，普及法律常识，增强人民的法制观念，依法办事，以法律己，矛盾才会不断减少，社会秩序才能够得到正常的维护。
    经济的办法。把政治和经济有机结合起来，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这是小平同志的一个创举。过去，我们往往忽视用经济、利益办法去解决政治问题，一味强调思想工作、政治作用，结果事倍功半，成效甚微。恩格斯讲过，“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06页。）早在50年代初，刘少奇同志在谈到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很强调“人民内部矛盾还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面”、“我研究了一些地方的闹事，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05页。 ）因此，由物质原因生出的矛盾，还是要用物质的东西去解决，离开物质去谈精神，就是无源之水；离开经济去谈政治，就是空头政治。小平同志在1979年10月4日谈到政治工作时说：“党是搞什么的？ 工会是搞什么的？共青团是搞什么的？妇联是搞什么的？还不都是做政治的？政治工作是要做的，而且是要好好地做。但是，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比如落实政策问题，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那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现在北京、天津、上海搞集体所有制，解决就业问题，还不是经济的办法？这是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解决这类问题，要想得宽一点，政策上应该灵活一点。总之，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要广开门路，多想办法，千方百计，解决问题。我们定下了一个雄心壮志，定下了一个奋斗目标，就要去实现，不能讲空话。”（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195-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