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的学术活动 第一阶段:50-60年代。在自我批判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他开始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冯氏后来回忆说:“当时正在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他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我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努力运用,写了《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到第二册,十年浩劫就开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三松堂自序》)在这一时期,整个学术界都被一种僵化、教条的学术空气所笼罩,哲学史研究由于其与政治过于紧密的关系更是如此。一部丰富多彩的哲学史被简化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并被图式化地定为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冯友兰身处其时,亦颇受这种氛围的影响。 第二阶段:70年代,代表作为《论孔丘》。其时,“四人帮”为达到个人目的,大搞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将哲学史、思想史的发展,简化、歪曲为儒法斗争史,厚诬古人,捏造事实,影射史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时间,整个学术界风声鹤唳,硝烟骤起。在“四人帮”的“顺者昌,逆者亡”的强大政治压力下,许多学术趋尚世风,违心地写了许多应时之作。冯友兰当时压力极大,他虽然从心底里极为反感“四人帮”的那一套,但在“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的思想指导下,也不得已“依傍党内的‘权威’的现成说法,或者据说是他们的说法”而写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及《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篇文章在《北大学报》上发表。不久,《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即予全文转载,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1975年,他的《论孔丘》一书正式出版。书中观点与以前迥然不同。这显然是在强大政治压力下的违心之作。他后来亦坦诚地说道:“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三松堂自序》)这既是冯氏个人的无奈,也是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大悲剧。1972年,身处逆境中的冯友兰曾赋诗一首,其中有云:“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对解放后事态纷纭和自己哲学思想之多变,颇多感叹! 第三阶段:80年代,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冯友兰迎来了自己的学术春天。经过50-60年代的教训以及70年代的思想折腾,冯氏决意空所依傍,直陈己见,决意重写中国哲学史,以舒解胸中积压多年之郁闷。自1980年开始,冯友兰以耄耋之年,展老骥之志,手握如椽巨笔,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并明确申明只写“自己在现有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史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从而真正把自己80年来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体会写出来,成为一家之言。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989年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了却了一大心愿。 “学海无涯生有涯”。冯友兰在历经近一个世纪的世事迁变,人世沧桑之后,终于走到了自己人生的尽头。1990年11月26日,在95岁华诞的前夕,这位现代中国的一代大哲安然地离开了这个纷攘多变的世界。 冯友兰一生勤勉,著述宏富。毕生以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宏扬儒家哲学思想为己任。如果说,冯氏前期(抗战以前)的治学旨趣在于整理研究中国传统哲学,而直可称其为哲学史家的话,那么,他后期(抗战爆发后,尤其是抗战期间)的为学进路则重在以“六经注我”的精神,运用西方新实在论哲学重新诠释、阐发儒家思想,以作为复兴中华民族之理论基础。这一时期写成的以《新理学》为核心的“贞元六书”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新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它既是冯氏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他一生治学的最高成就,并因此而奠定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地位,成为一位继往开来,具有国际声誉的一代哲人。 ------------------------------------------------------------------------- 生平年谱 1901年,始入家塾读书。 1910年,考入唐河县立高等小学预科。 1911,16岁,春,考入开封中州公学中学班。暑期,回唐河,与吴太夫人之侄女吴淑贞结婚。 1912,17岁,夏,转入武昌中华学校。年底,考入上海中国公学预科。 1913,18岁,上半年,因喜好逻辑学而立志学哲学。暑期,回唐河度假,方知吴夫人淑贞已病故。 1915,20岁,上半年与任载坤女士订婚。【任载坤,字叔明,河南新蔡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年二月廿二日(1894年3月28日),时年21岁,正就读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夏,由中国公学预科结业,考入北京大学法科。入学后转入文科哲学门,学中国哲学。 1918,23岁,6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暑期在开封与任载坤结婚。秋,任河南第一工业学校语文、修身教员。 1919,24岁,1月,与友人创办《心声》杂志,并被推为编辑。约5月7日(农历四月八日)长女钟琏生;考取公费留学,12月抵美国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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