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已成为当今政治舞台上最为活跃、最为关键的角色，已成为各个国家政治生活中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力量，其活动和影响已渗透到各个国家政府过程、社会活动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面。当代政党存在的不可替代性，表明了政党存在的客观必要性，说明了政党的存在有其社会价值。以往，我们对党的评价往往习惯于从政治本质表现以及经济成就上进行分析，而极少或甚至忽视社会功能的考察。邓小平曾多次强调：“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党”。这个论断是立足于中国社会得出的科学结论，体现了中国社会现阶段发展的客观要求。这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功能作用具有典型的中国社会意义。中国共产党执政50年来，党的社会功能（党的社会功能是指党这个主体在社会这个客观环境中的作用力）发挥有大小之分、正偏之别，深刻认识这个问题极具现实和历史意义。
    一
    建国50年来，党的社会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不同，其对社会的作用自然也有很大差异。从“差异”的比较中总结分析，是颇有历史价值的。
    党的社会功能作用，关键在于正确的目标选择和社会导向作用。结构学原理告诉我们，目标引导结构，结构决定功能。政党对社会的作用，关键在于目标的选择和确定。我们党在执政初期，目标在于巩固政权，之后，经济上要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治上，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再加上，对外立足于打仗，对内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党在70年代前的社会功能不健全，甚至出现畸形化的局面。因而不可能全面促进社会的发展。80年代后，党的核心目标，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20年来，中国社会之所以卓有成效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从宏观上看，关键在于党正确的目标选择和社会导向功能发挥较好，为中国社会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
    从系统的社会组织结构看，政党不是政权机构，不是国家行政机关，党对国家事务和社会生活不能直接具体操作。因此，党总体上起着引导、指导和导向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深刻揭示和阐发了改革开放的必要性、目标及发展前途，确定了整个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把握好了改革开放的方向、进程和力度。所以，80年代后中国改革开放表现出了社会良性运行所要求的有序而蓬勃的发展态势；形成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波澜壮阔的社会景观。
    此外，党的社会导向不同于70年代前还表现在，重视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使中国社会不仅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到追求整体的社会发展，求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20年来，党之所以发挥好了正确导向作用，根本在于顺利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转变，逐步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思想地位。邓小平理论的确立意味着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目标、道路的明确，这对国家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同时，为保证正确的发展方向，党运用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等社会手段，使广大社会成员摆脱思想上体制上的禁锢，统一意志，形成共识，把各种社会要素联结在一起，凝聚各社会系统和各方面的力量，形成向心力，实现了既定的社会目标。尤其是党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使党有了灵魂和行动纲领，并由此规范全党的思想和行动，解决了一系列思想观念上的滞后、僵化以及行动上的盲目性问题，有效统筹并保证了社会各个系统和各个层次之间功能耦合及有机协调，从而汇聚成合力，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党的社会功能作用在于核心性的力量凝聚和包融性的利益表达。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是以中国社会的相对稳定为前提的。而中国社会的稳定又取决于稳定的政治结构。5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表明，政治稳定首先要求建立具有较强包融性的政治结构。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型政治体系中，涵盖着多种政治主体，如政党、阶级、民族、机构、团体、阶层等等。这些政治主体由于受到不同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因素的影响，在政治体系中的定位不具有固定性。构建特有的中国式的政治稳定结构模式，提供了国家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条件。50年来，党曾努力建构一个能包融各种政治主体的宏大结构，尽量使各种政治主体可以遵循统一的政治规范，以便使它们之间的关系保持一种有序、 稳定的态势。 但在1978年之前的相当长时间里，政治结构是不规则的，其状态是畸形化的，角色职能是模糊、混乱的。主要表现在，过于强调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单一性和替代性。党的组织代替了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社会的运作方式单一化，导致社会一些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意愿无法实现有效表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良好的政治走向已化为一种普遍认同的制度结构，进而奠定了中国保持政治稳定的强有力的制度保障。这个制度保障，在政治结构上明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结构的核心性、凝聚性。一个政治结构中必须蕴含向心力强的凝聚机制，这样的政治结构才不会出现离散倾向。在中国社会政治体系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制度轴心”，代表着权力中枢，这个权力中枢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为权力中枢，前提是整个政治体系正常运转。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是由于党对政治、文化、人力、物质等资源的有效驾驭和支配，政治稳定的态势才得以保证的。但更重要的是党一直非常明确自身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一项不能动摇的原则确定下来。实践结果又使这一原则形成一种普遍的政治共识。二是强调利益的代表性、统摄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市场取向的改革，使得利益群体不断分化组合，政治主体日趋多样，这就要求必须具有统摄性的政治结构，既能成为日益发达的社会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又能驾驭复杂的社会变动，使整个社会保持有序、公平的发展态势。因此，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重要使命就是要建立涵盖多元政治主体的政治结构，使各种政治主体能够在统一的结构体系中沿着合法、有序的轨道发挥其功能，释放其能量。目前中国之所以能保持稳定有序的政治体系，就是因为较好地建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种稳定有效的包融机制，多种政治主体都能在具有统摄性的政治结构中找到自己的准确定位。由此形成了上下贯通、横向互联的包融机制，给中国政治稳定奠定了强固的制度保证，为中国社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发展前提和重要条件。
    党的社会功能作用在于发挥社会组织力和有效动员力。现代化的过程是组织、动员社会各方力量诸要素共同参与、融合、释放的过程。尤其对生产力比较落后，社会秩序尚不规则众多社会要素处于低层次的国家，有效的组织力量是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运行缺乏良性机制，社会群体的散状性极为明显，区域、民族、集团、阶层等方面的内外矛盾较为普遍。因此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力量，来推动和促进现代化的进程。应该说建国50年来，党始终注重组织的作用发挥，但其表现有明显差异。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组织作用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紧密相连的，自上而下的，是与行政命令，与单一思想状态紧密相连的。因此，这期间的组织动员力极强。历史比较看，有许多迄今仍然是需要借鉴的。其要点诸如：靠党组织自身模范行为的影响，靠健全有序的组织体系，靠党员个体意识的自觉行为，这些都是目前党组织需要强化的方面。80年代后，党组织发挥作用的环境有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突出表现在：一是党政分开，权力分解。旧体制下党组织的一部分效力是通过行政职能体现的，而现在这种因素大大减少；二是党组织对党员的控制力削弱。过去党员生存发展的空间狭窄，主要依赖传统的隶属关系，但现在党员活动的空间和自由度极大。三是党的群体和个体素质存在某些弱化现象，影响了党组织能力的发挥。
    党的组织力和动员力是党的社会功能的重要体现，倘若没有较强的组织力和动员力，党就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又有由上而下、逐级向外围延伸的组织体系，加上党政关系的一致性和共同组织、管理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政体特征，完全可以很好地发挥党的组织力和动员力。这也是中国国情所决定的。
    党的社会功能作用，在于不断创造精神财富和提供精神动力。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党。因此，党不仅要通过制定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推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而且还要能够创造出凝聚、鼓舞、激励人心的精神财富。建国后，党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地位，这是党的性质和中国社会制度的要求。但在相当长时间内，我们僵化地搬用马列主义，而缺乏对这一思想理论的创新的发展。因此，很难激活社会的僵滞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僵滞的思想禁锢局面得到了改变，我们党特别注重对社会实践进行系统总结和认识，能够坚定地继承业已形成的思想精华，大胆地对实践证明不科学的思想、理论、观点进行扬弃，从而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是在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是在总结经验与教训、失败与挫折的前提下提出来的，是新时代提出的必然要求，是继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前提下的丰富和发展。这个理论体现了时代精神，表达了中华民族国强民富的愿望。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中华民族的昌盛与邓小平理论有着紧密的、内在的、逻辑的必然联系。这个理论在当今的中国已转化为一种解放思想、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团结奋斗等内涵丰富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形成了一种强大的驱动力，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党的社会功能作用，在于营造社会良性运行机制和制度保障。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一个问题，即一种社会类型向另一种社会类型的转变，需要付出一定的社会代价。这是因为，旧的社会存在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有着十分广泛的影响。因此，要打破旧的社会格局，改变已延续较长时间并有一定代表性的社会结构，往往要经过一阵剧烈的“震动”，为此，社会要付出一定代价，才能换得新的社会结构建立。但新的社会建立，是靠什么来起作用极为重要。建国后的前20多年，党注重的是用思想规范，可以说偏重“意识形态治国”，对许多社会矛盾的解决，往往都试图通过强化教育来完成。显然，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领导行为。党对社会的合理作用，主要应通过营造社会运行机制，健全社会发展的制度保障，通过法定程序、通过政府行为来运作。
    从50年代开始，直到70年代后期，我国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构建了一个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其“模式”表现得极为明显、牢固，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个对象。这个根深蒂固的“模式”经过全方位的变革，已被彻底的改变了，并以崭新的“模式”取而代之，应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变化。中国虽然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革，新旧体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剧烈磨擦、碰撞，但社会的转型表现，总体是平稳、有序的，避免了社会转型期通常出现的“破坏性”，减少了历史变革过程中的损失，赢得了历史发展机遇。实践证明党的领导是有效的。首先，党尽快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转变，这为整个社会的变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其次，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逐步推进、深化、扩大、提高，避免了变革幅度过大而产生的负面影响。再是，合理地继承、完善、发展。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新的社会运行机制实现的，这说明党对社会的影响寻找到了正确的着眼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