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从同盟会成立以来的革命实践及内部纷争中，深感组织上的松散，严重妨害同盟会的革命领导职能的发挥，必须加以纠正。留日学生是东京同盟会的主体骨干，在他们身上，中国传统文人的习性和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的特点表现得十分突出。其优点是忧国忧民，富有牺牲精神，眼光敏锐，与时俱进。其缺点也不容忽视。坐而论道、恃才傲物、心胸狭窄、自由散漫等历来就是中国文人的弱点，当时的留学生因受西方自由民主学说及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更滋长着一种极端张扬个性、摆脱任何束缚的价值取向。在与人交往或团体活动中，他们往往自以为是，言行偏激，负气使性，不近人情，不顾大局。作为团结带领广大进步知识分子进行艰苦革命斗争的领袖和政党，如何发扬知识分子的优点，抑制其弱点的膨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同盟会在这点上几乎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参加者一旦填过盟书举行过入会仪式之后，便再没有切实的组织管理和监督，仅靠革命理想和道义来指导各人的行动。会员不履行义务，甚至损害团体利益，“总理无处罚党员之规条”（注：石芳勤编：《谭人凤集》第360页。），必然影响到革命队伍的步调一致及革命领袖的权威，进而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危害。1910年5月黄兴在总结广州起义失败教训时说：“广州之败，半在统筹部组织之不善，纯慕文明参议体制，……不知发难之事，非专断不可，一容异议于其间，立可见其破败。”他由此得出结论：“若欲缩短革命时期，以速其成功，即军政府初成立时，亦当如是。”（注：湖南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68～69页。）表达了他作为革命领袖，面对“吾党散漫之态”希望加强纪律约束的愿望。1911年7月，中部同盟会成立宣言在总结同盟会武装起义屡起屡蹶的原因时说：“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也。……前之缺点，病不合，推其弊，必将酿旧史之纷争；后之缺点，病不通，推其弊，必致叹党员之寥落。”（注：石芳勤编：《谭人凤集》第10页。）对上述缺陷感受最深的当然是孙中山，他说：“曩同盟会、国民党之组织，徒以主义号召同志，但求主义之相同，不计品流之纯鞣。故当时党员虽众，声势虽大，而内部分子意见分歧，步骤凌乱，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注：《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92页。）这虽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失败后总结教训时所说的话，但其中包含了他在同盟会时代的切身体验。正是基于上述认识*
    孙中山在1908年秋订立《中国同盟会分会总章》时，特在其第十三款规定：“本会欲使会众团体密切，声气灵通，特仿革命军军队编制之法以组织会众。”具体办法是：八人为一排，三排为一列，四列为一队，四队为一营。孙中山先生在此条款后批示：“此条请即施之实事。”接着又在后面指示：“注意：组织会众为营、为队、为列、为排一条，为极紧要。有此则会员之感情乃能密切，团体乃能坚固，不致如散沙。”（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93页。）时隔二年后，孙中山在南洋改中国同盟会为中华革命党时，对《中国同盟会分会总章》进行重新修订，条规多有变更，却依然保持这一条款。他在给邓泽如的信中，强调指出：“最要者为十三款，务望切实举行，将新旧人员编为排列，则团体可以固结矣，否则仍如散沙也。”（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88页。）这充分表明孙中山对加强党员的领导，搞好革命团结，提高战斗力是多么重视。
    孙中山重建中华革命党的第三个原因，是随着他对西方资本主义认识的加深，三民主义思想的发展丰富，他对中国同盟会政治纲领的表述已感不满。自1903年以来，孙中山一直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作为他所创立的革命团体的政治纲领，但在发展组织过程中，平均地权的提法却多次遭到质疑和反对。如1905年春，孙中山去欧洲留学生中组织革命团体，有人因反对誓词中“平均地权”一条拒绝入会。1905年7月，在讨论确定中国同盟会宗旨时，同样又“有数人对于‘平均地权’有疑义，要求删去此项。”（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202页。）经过孙中山耐心解释，宗旨虽获通过，但持类似认识的人仍然很多。直到1907年9月，共进会成立时，“以同盟会盟书内‘平均地权’一项意义高深，非知识幼稚之会党所能了解，……特将‘平均地权’改作‘平均人权’，以免收揽会党时多费唇舌。”（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207页。）众所周知，土地问题一直是近代中国革命的重要问题，领导者方针政策的正确或错误，决定革命的成功与失败。可在孙中山所创十六字纲领中，却恰恰是“平均地权”长期为人争论不休，它不但未能赢得人们的积极响应，反倒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革命组织的扩展。且不论孙中山平均地权的真实含义如何，能否真正实现，就当时不少人们对平均地权的疑惑和反对，也不仅仅是用群众思想落后所能解释得了的。同盟会成立初期主要发展对象，一是海外华侨，一是知识分子，另外就是洪门会党。而这三部分人中，对土地的要求均不迫切。所以，孙中山虽对“平均地权”十分重视，期许甚高，但作为一个从事现实革命斗争的政治家，他不能不顾及革命发展对象的思想认识水平和实际接受程度。为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对革命纲领作必要的变通，应是一位政治领袖灵活运用策略的应有之义。他之所以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改为中华革命党的十八字纲领，更重要的还是他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三民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丰富深化。对此，只要将孙中山前后思想的变化，略加对照，就会立见分晓。孙中山在1903年12月的信中，将十六字纲领的内容归纳为四件大事，称平均地权“为四大事之一”（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8页。）。《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亦称其为“四纲”，并对其内容作了明确阐释。综其所论，一是驱逐满人，推翻满人组织的政府；二是光复汉族河山，建立汉族政权；三是创建国民政府，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四是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从*
    可以看到孙中山在此时期内思想上的明显局限。在第一项内，错误地把本属中华革命共同体一员的满族当作落后野蛮的外国民族，带有狭隘的种族主义色彩。在第二项内，主张革命排满胜利后建立汉族政权，怀有落后的大汉族主义偏见。在第四项内，对平均地权的解释主要局限在核定地价、增值归公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孙中山逐渐对上述错误和不足有所觉察，开始进行纠正。1906年12月，东京召开《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孙中山在会上作了演说。关于第一问题，孙中山说：“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25页。）在这里，已完全摒弃了先前错误的种族复仇观念。关于第二项问题，孙中山认为，民族革命的目标是推翻满洲贵族所维护的封建君主专制政权，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25页。）已基本抹去了大汉族主义的色彩。对第四项问题，除了用民生主义概念取代平均地权的提法外，还增添了除核定地价、增值归公以外的新内容。与这种思想转变相适应，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的誓词确定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与中国同盟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相比，前一、二句的种族复仇色彩大为减弱，且剔除了建立汉族政权的含义。后一句则涵盖了更为广泛的社会经济内容。对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思想发展比较熟悉的冯自由认为，孙中山在改中国同盟会为中华革命党时，“将入会盟书句语修改，更添入‘实行民生主义’一项于誓辞之内，以代平均地权四字，其意义较前尤为广大。”（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210页。）因为“平均地权四字，只是民生主义之一部，不得谓平均地权即民生主义也。”（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32页。）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两次组建中华革命党，在孙中山的革命奋斗经历和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前者，他首次在自己创立的革命团体中使用十六字誓词，明确提出了民主革命的四大纲领。后者，他将中国同盟会十六字誓词改为中华革命党十八字誓词，标志着他三民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尽管，他将中国同盟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所采取的方式并不一定可取，事实上也未能达到理想效果，但这无疑是他整顿改造革命团体的一种尝试，再次体现了他在艰难曲折的革命道路上和内外交困的遭际中，不屈不挠一往无前的革命志向。理清孙中山上述活动的来龙去脉，对我们认识理解他后来第三次重建中华革命党的许多做法，具有很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