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汤用彤以优异成绩完成清华学业，同时考取官费留美，但因治疗眼疾未能成行，最终留校教授国文，并担任校刊《清华周刊》总编之职。考取官费留美并留校任教国文，足见汤氏是一个契符清华精神的佼佼者，也足见其深厚的国学基础。这些都可以从他在清华期间发表于《清华周刊》的一系列文章中得到资证。然而，清华毕竟不是耶鲁，更不是哈佛，汤用彤毕竟是传统文化熏陶出来，并铸就其文化雏形的中国知识分子。他虽然不可能固守科举入仕、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思维模式，但也决不可能改变民族文化在他心理深层的积淀。此时，他孜孜汲取的西方文化知识，也只能是对国学缺憾的补充和修正。换句话说，此时他走的路子基本上没有突破中体西用的樊篱。即使以后，他也始终没有像自由派胡适，激进派的陈序经一流力主西化而打算同传统决裂，而是把他那实现传统文化转化的思想变得更加完整绵密。
    从汤氏就读清华时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来看，其中有对西方文化的介绍和阐发，诸如哲学、生物学，以及为当时知识界津津乐道的社会进化观念，但更为显著的是阐述其理学救国的学术思想。在“幼承庭训”的传统教育的基础上，开始形成其“昌明国故，融化新知”的保守主义的文化观念。当然，这也同当时用国粹激励种性，增强国民道德的时代思潮相吻合。
    青年时期的汤氏在其初入京时，对宋明理学同样怀着轻蔑的态度。对理学先生，尤有不愿与之为伍的敌意。然而，他很快就把“自强自胜”，“救亡图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四千年之真文化真精神”的“鞭辟近里”之学，即理学之中。他首先写出了《理学澹言》的长篇论文，发表于《清华周刊》之上，阐王、进朱，表现了振兴国学、坚定精神，以救中国危亡之本―精神之弱的社会观念。另外，他还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理论之功用》、《新不朽论》、《植物之心理》、《快乐与痛苦》、《谈助》、《说衣食》等论文多篇，以及类似小说体裁的事实报道--《孤嫠泣》，还有外国文学著作评论四则，尽其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展开了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文中无不直抒其崇尚程朱理学之胸臆，表现了重视东方精神文明，重视内在道理修养的保守主义倾向，这正是其文化观念发展变化的第一个阶段。
    大洋彼岸
    汤用彤清华时期的同学，以后足可以称为学衡派核心和主将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先后均游学美国，并在大洋彼岸获得硕士学位。特别是吴宓，与汤用彤同年毕业，又与汤氏同时留清华任职。汤氏任国文教师，兼任《清华周刊》总编，吴氏则任文案处翻译。1917年，他们又都用庚子赔款留学美国。汤用彤正是从这一年才开始接受真正的西方文化教育。
    汤用彤在哈佛学习两年，1920年入哈佛研究院，完全沉浸在沉静的哲学思维之海。学科涉及西方哲学、印度哲学。正如乐黛云教授分析的那样，原就读于芝加哥西北大学、弗吉尼亚大学以及加州贝克莱大学的梅光迪、吴宓、胡先骕，慕白璧德（Irving Babbit）教授之声名，先后转入哈佛，以白璧德为师，并非白璧德塑造了他们的思想，而是他们早已形成的思想雏形，与白氏新人文主义取得了共识，因而共同选择了白氏。汤用彤同样在白氏新人文主义的吸引下，系统地接受了白氏基于个人道德完善的“同情加选择”的人文思想，并受白氏重视佛教研究的影响，兼治佛教史研究所必需的梵文、巴利文。研究院学习期间，汤氏刻苦攻读，博采东西，并览今古，成绩优异，提前完成学业，于1922年获哲学硕士学位，与其清华、哈佛学友，以后的学衡派中坚成为我国第一代系统接受近代科学训练并正式灌注西方文化知识的学者。他与吴宓、陈寅恪被誉为“哈佛三杰”也得力于此。
    故国新论
    1922年，汤用彤载誉归国。其时新旧文化、中西文化、问题与主义、科学与玄学之争日益深化，学术界无不沉浸在古史考证之中，为自己的观点寻找或创设历史依据。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于上年年底发行，于是掀起了一场如何重建中国文化争论的轩然大波。由学衡派创办的《学衡》杂志于这一年一月首刊。他们针对新文化运动只关心政治实体存亡，漠视传统文化绝续，企图以近代西方文化全面取代中国传统的偏颇之弊，标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故，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的学术宗旨，与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同年7月欧阳竟无在金陵刻经处，泜洹精舍的基础上创办支那内学院，为近代佛学之勃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汤用彤就是在这样的学术风气中，不仅戴着硕士的高帽，更重要的是挟西方文化，具体说主要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之利器，并以深厚而扎实的佛学研究基础，登上中国近代学界这个大舞台，也登上了中国新式教育的讲坛。他应梅光迪、吴宓之邀，首先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继而于天津南开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原东南大学）执教，任哲学系教授、系主任等职，前后九年左右。
    就目前所知，汤用彤为中西文化讨论直接而发的仅有两篇文章。一是1943年1月发表于《学术季刊》第一卷二期的《文化之冲突与调和》。另一篇就是汤氏自哈佛初返国土不久，即发表于《中华新报》的《评近人之文化研究》，1922年12月出版的第十二期《学衡》头条全文转录。如果说其后的《文化之冲突与调和》以其人文主义为指导，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系统阐述了民族文化因革推移，悉由渐进的转化理论，那么，《评近人之文化研究》则是针对当时中西文化论战中的谬误有感而发的。
    可以这样说，汤氏学术道路是由讲学、著述、译介三路并进的：
    其一，在大学讲坛上讲授《中国佛教史》；
    其二，译介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
    其三，同时着手《中国佛教史》的撰著。
    游学归来的汤用彤立即将其人文主义思想付诸学术实践。他不仅把西学引入旧学领域，促进了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化，而且更重要的是，以西学屏障传统，藉以保存中国文化，发扬民族精神。如果说，清华是汤氏文化观念的摇篮，哈佛则是助其成长的舟楫，而归国后系统表述其人文主义文化观念的汤用彤，无疑是腾跃龙门之鱼，搏击长空之海燕了。
    综上所述，先生幼承庭训，接受了系统的传统教育，植入了往圣先贤的前言往行及忧国忧民的情思。二十岁以后在清华接受的新式教育，不仅没有使他同传统割裂，而且加固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感情，面对近代西方文明的挑战，力图以西学翼护传统，逐渐形成反躬内省、坚定精神的理学救国思想。也正是这一思想，使他和他的同志选择了近代保守主义大师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五年间异国文化的熏陶又为其文化救国的国粹思想找到了他乡故知。儒家的道德伦理哲学，白璧德“同情加选择”的人文主义，在文化层面上的认同纯化而为一种“昌明国故，融化新知”的理论。这一理论，在其归国后的二十余年中逐渐系统化而为一种以古论今、中西互补、因革损益的文化整合系统和全面立论、分疏事实、传统考证、科学比较的治学方法。同时他受白璧德、莫尔的影响，选择了中国佛教为研究对象，刻苦攻读梵文、巴利文，并提出了同情默应、心性体会、广搜精求的治佛教史的思想，在中国佛教史研究方面，创造出前无古人，至今也未有人超越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