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英国农学家霍克斯（P.H.Hawkes）在其《马铃薯的改良科学基础》中说马铃薯约17世纪末由英国教士传入印度，引至中国还稍早些[18]。马铃薯于1553年首先至西班牙，1563-1565年引到英格兰、爱尔兰，很长阶段都作为牲畜的饲料和奇花异草观赏，法国大革命前夕，皇室用薯花作饰品而不敢食用。日本的土豆是荷兰人于1598年带至长崎港。从我们上文讨论内容可以确定，我国土豆的引种时间决不会迟于日本甚至欧洲的一些国家。马铃薯引入欧、亚洲后，在我国首先作为食品，比英法等国进入餐桌早一百多年（注：到19世纪，爱尔兰才把马铃薯作为主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影响有很多阐述：“爱尔兰在1846年饥谨，牺牲了一百万以上的人命，但被牺牲的都是穷鬼……”（《资本论》1卷）；“1847年马铃薯受害的缘故，爱尔兰发生了大饥荒，饿死了一百万专吃或差不多专吃马铃薯的人，有二百万人逃亡海外……”（恩格斯《从猿到人》））。明清时期，马铃薯不仅是皇家的珍味，家庭盛馔，甚至枝叶都能作成小菜（注：吴其浚（1789-1847年）道光初编成的《植物名实图考》（1848年刊印）卷六“阳芋”：“边疆之地滇、黔有之，山西种之为田。叶味如豌豆苗，按酒侑食，清滑隽永”。吴于道光初宦居云南，编有《云南矿场工器图略》6册，滇地风物均为目睹。他最早把异地的阳芋和山药蛋对比，认为同物异名，并言及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马铃薯在明万历间传入中土，从东南沿海至北京。当时仅能提供皇室、显贵盛馔。清初虽进入百姓餐桌，也仅局限京畿城市。到乾隆间，人口成倍骤增，迫切垦荒增粮，外来高产作物承担重要角色，尤其马铃薯特别适于高寒山区生长。马铃薯从乾隆三十年后开始引入西南、西北山区，尤其陕南高原（秦巴山地），四方来垦者百万，种植作物以洋芋、玉米为主（注：清乾隆末年四方移民入陕南开垦。乾隆四十九年毕沅《复奏民生吏治疏》：“汉中、兴安、商州各府、州、县……迩年楚、蜀、陇、豫无籍贫民，扶老携幼前来开垦者甚众”。又毕沅《兴安升府奏疏》：“自乾隆卅八年以后，因川、楚有欠收处所，穷民就日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有携家至此者……。近年四川、湖广陆续前来开垦荒田，久而益众，处处俱成村落……”（乾隆四十五年《兴安府志》卷二十五“艺文志”）。乾隆三十年前，本处秋收，以粟、谷为大宗，十年以后，则杂以包谷、洋芋，至乾隆末，则已遍山满谷。马铃薯19世纪初传于新疆哈密，因引种自甘、青，皆名为阳芋。马铃薯在中土推广是引种驯化严格选择的结果。）。严如煜任汉中知县、知府20余年，他的《三省边防备略·民食篇》虽为道光二年刊刻，但追叙了嘉庆间（1796-1820年）该地区农垦过程。如说：“洋芋花紫、叶圆，根下生芋，根长如线，累累结实数十、十数颗。色紫，如指、拳，如小杯，味甘而淡。山沟地一块，挖芋常数十石……洋芋切片堪以久贮，磨粉和荞麦均可作饼、馍”。旷土尽辟之下，马铃薯落户高寒，适得其所（注：高寒地区温差大、日照足，有利马铃薯贮藏养分、胀大薯块。），并成种源区（注：高山具备较强的引种驯化优势。19世纪川、黔高山常作为种源地。如《太平县志》卷三“物产：洋芋性宜高山，耐寒，贮久，种类不一，有红、白、乌、蓝、紫、麻各色。近年复有枝干类葵者，名葵芋。一亩可收数十石，山民倚以为粮，较稻谷相需尤极。”又如晋北优良品种“大白蛋”，亩收4千斤。）。在当时“广济民食”的农业政策指引下，马铃薯的欣欣向荣，在增产粮食上，确实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注：“山药有黄、白、紫数种，三四月下种，八月收，每亩多至二千余斤，边地贫民赖此为养命之源”（民国山西《马邑县志》卷一“谷之属”）。川、黔高寒地区“专以洋芋为粮，粒米不得入口”（光绪四川《太平县志》卷二“风俗”）。“武隆多高山，产洋芋，贫民资以食焉”（同治《涪州志》卷一“物产”）。光绪十五年（1889年）川、黔夏雨成灾，“洋芋腐败，不可食，四乡饿殍甚众。”马铃薯在我国局部地区常作为口粮之半。迨20世纪初，冀北张家口一带仍作为三餐，并掺之面、粟；川、黔高山贫民难粒米入口，仅赖洋芋充饥。），当代一些学者称之为中国粮食生产史上的一次革命。随着马铃薯的传播，因地尽而山，亦造成了对占国土近半的山地、高原的掠夺性的开发。
    原文参考文献：
    [1]万国鼎．五谷史话[M]．北京：中华书局，1962.30-60.
    [2]翟乾祥.马铃薯引种我国年代的初步探索[J].中国农史，2001，（2）：91-93.
    [3]（美）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J].世界农业，1979，（6）：25-31.
    [4]王毓瑚.中国自古以来的重要农作物（三）[J].农业考古，1982，（1）：45.
    [5]张箭.论美洲粮食作物的传播[J].中国农史，2001，（2）：70-80.
    [6]信乃俭，谷茂.我国栽培马铃薯最早引进时间的辨析[J].中国农史，1999.（3）：6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