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吏胥集团是一个在人数上数倍于官员的群体，他们与官员等其他利益集团一样，有着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吏胥群体的组织形式中，主要以与自然性相关联的血统、地域等古老的社会关系为表现形式，这是自然经济条件下所产生的一种社会秩序，以对人的依赖关系为标志，不同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这种直接的人的依赖关系也是一种政治关系，它通过建立血缘、地缘以及业缘和趣缘等关系纽带，以保持其共同体内的团结，共同应付官场局面，获得较大的利益。有关清代吏胥群体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学术界已有所关注，如赵世瑜的《吏与中国传统社会》、缪全吉的《清代胥吏概述》、周保明的《清代地方吏役制度研究》、日本学者加藤雄三的《清代胥吏补缺过程中的交易》①等，都对其中的一些问题点予以探究。本文以此为基础，从两个视角--一方是掌握话语权的官僚士大夫，另一方是吏胥--来看待吏胥的社会关系，以期对该问题有一个合理的分析与评估。
    一、吏胥之血缘关系
    血缘关系是指因血缘和婚姻联系而形成的人际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中国古代的帝王，从私有观念出发，希望二世、三世乃至万万世，使家天下能传之无穷；官僚权贵希望永远保有居于社会上层的地位；民间艺人也有传子不传女的习惯，希望某些技艺永为己有，这些做法都是力图让既有利益能够在家族中长期存在下去。吏胥也不例外，他们对吏职的承替逐渐形成了一种掌控力量，以致在实际操作中变成一种血缘性的顶替，即让吏胥之职在父子、兄弟、子侄、姻亲之间相承袭，这虽无制度支持，而且为法令所严禁。但是，吏胥之职在家庭成员间继承实际已成为各级官署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宋代政论家叶适就说：“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②苏东坡在言及官员宜久任时说：“夫吏胥者，皆老于其局，长子孙于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长子孙之吏，此其相视如客主之势，宜其奸弊不可得而去也。”③南宋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居官者迁徙不拘岁月，而为吏者，传袭及于子孙，以数易不常之官，御生长子孙之吏，坐曹而问，莫究源流，涉笔以书，唯牵例比，顾虽弊蠹百出，何暇爬梳……吏强之患，实基于此。”④虽然其语境是谈论官弱吏强的缘由，但也可看出两宋吏胥不乏家族传承的现象。至元代，成宗年间的江西所辖路府州县，其司吏多为“小土豪之家”，他们本身为吏，又将“兄弟子侄亲戚人等，置于府州司县写发，上下交通，表里为奸，起灭词讼，久占衙门，不肯出离乡土”⑤，这些吏胥久于其职，熟悉人情，以血缘为纽带盘踞衙门，把持狱讼。
    明末清初学者黄宗羲在谈到明代的情形时，与宋人叶适持相同看法：“今天下无封建之国，有封建之吏。”因为官员任职要回避本籍，回避亲族，官员又有升降流动，而吏胥则既是本土的，又在实际上世代相承，如同固守某地的封邦一样。黄宗羲针对当时的情形说：“京师权要之吏，顶首皆数千金，父传之子，兄传之弟，其一人丽于法而后继一人焉，则其子若弟也，不然则其传衣钵者也。”⑥反映出京城的吏胥录用经常在家族内传承，甚至私自顶替。著名学者顾炎武也指出，明代州县的一大弊政在于“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传之子，兄以是传之弟”⑦。万历年间，吏科署理给事中张延登上疏，认为吏部铨选之官应久于其任，不应频繁迁转，原因在于“吏胥之窟穴其中者，皆长子孙，亲戚相传，云仍世守”，以“席不暖、突不黔之官，御子孙相传世守之吏”，“安得不受侮于吏哉”⑧？从该奏疏中可见，明代京师即便是吏部这样的要害部门，所用吏胥也是子弟承继。
    吏胥之职在家族间传继，至少也是前任所选定，这种情形已历经若干世纪。清代的情形也莫不如此。清初文人侯方域言：“吏胥之子孙相沿袭，亲若友相援引者更迭为之。”⑨雍正朝名臣陈宏谋指出，吏胥往往“子弟亲戚，转相承授”⑩。乾隆朝刑部右侍郎阮葵生言：“官有除降，而吏则长子若孙；官避本籍，而吏则土著世守。即年满有制，重役有禁，而子弟亲戚迭出不穷。”(11)尽管朝廷设置了吏胥服役年限，并禁止重役，可是吏胥还是能久于其职，世守其业。道光年间，京城各衙门书吏盘踞职位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他们即便退役，接替者也都是亲戚子侄。御史万启心言：“近来京师各库及税务衙门书吏，当役满告退之后，其接充者，非其子侄，即其亲戚。如银库书吏，大半皆系史姓，崇文门税务书吏，大半皆系张、王等姓，盘踞把持，已可概见。”(12)京师官署所用书吏中存在着严重的血缘裙带关系，户部银库的吏职多为史姓占据，崇文门税关的吏职则多由张、王等姓把持，直到几十年后的光绪朝，户部银库最有名的书吏仍为史姓，如史恩涛。不仅中央官署如此，地方衙门也有依靠血缘关系承袭吏胥职位之事。道光十二年(1832)，在浙江绍兴府，已革库书潘鸣皋在被处徒刑遇赦后，仍有能量“令亲戚子侄辈王耀如等三四十人，充当各房书吏及各班头役、杂役”，因为绍兴府的差役、幕友、绅士，皆为其羽翼，当他庞大的家族人员供职衙门后，每遇公事，潘鸣皋仍能“入署关说”，索贿于人。另一库书徐燮堂，在自己被革后，也是令妻弟任炳南出名充当库书，他则“在身后主持”。此二库书终因他案东窗事发，在道光皇帝的干预下，他们的子侄亲戚如库书王耀如、粮书潘治平、潘召棠、户书徐廷椿等人，都一并斥革，徐廷举、徐载扬则被退回，永远不许更名复充。潘、徐二人也被发边充军(13)。同治朝官至四川按察使的方濬颐批评说：“至于吏役，则京师及各行省，无不父以传子，子以传孙，一若官俾之世其业者。”(14)嘉道时期思想家包世臣认为，唐宋以来，“绅无世家，官无世职，而胥吏承袭遍及天下”(15)，指出了吏胥任用制度上的欠缺。其他文献也多有“(书吏)每有父子姻亲，盘踞年久者”(16)，“夫衙役有额设者也，江南则千百成群，各有顶首，占踞衙门，吞噬百姓，一役而父子兄弟传为世守”(17)，“吏则祖孙父子相传，几视为一成而不可易”(18)，“(书吏)世世相袭，以长子孙”(19)等类似记载，均能说明清代吏胥承袭中的血缘关系，表明官府的管理并不到位。嘉庆时期河北天理教起义的首领林清曾任书吏，其职即为承袭其父而来，其父隶籍顺天府大兴县黄村宋家庄，任顺天府南路厅黄村巡检司书吏，父死之后，林清一度继任黄村书吏。
    有时候吏胥未能世袭其职，便出租该职位，即以“缺主”的形式继续把持其职，向顶职者收取“缺底钱”，或称“顶首银”。如林清的父亲死后，曾将黄村巡检司衙门书吏之缺顶与他人，顶缺者每年给林清的母亲京钱五千文，后因其不肯给钱，林母便向南路厅控告，终将书吏缺底归还，由林清接充(20)。这种现象皇帝早已知道，雍正就在上谕中说：“书办尚有更换，缺主总无改移，子孙相承，竟成世业。”(21)嘉庆皇帝也说：“书吏役满，继充之人出钱顶补，名曰缺底，竟有盈千累万者。”(22)在坚守自己的私利方面，吏胥可谓不遗余力，而朝廷竟也屡禁不止。
    吏胥之间还通过联姻，密切其群体关系网络。例如，州县吏胥与督抚司道吏胥之间，沟通固结，“姻娅而往来”(23)。又如光绪朝御史陈恒庆曾记京城范、陆两书吏联姻之事，两书吏各以80抬聘礼和嫁妆示众，不料因铺张炫富，招致一对新人日后被贼人打劫(24)。
    清代在官员任用上有血缘回避制度，凡有嫡亲祖孙、父子、伯叔、兄弟之关系者，不得同时在同一衙署供职，官阶低者需回避，以防范官员徇私舞弊，而在吏胥的任用中却存在着严重的血缘裙带现象(25)，这种血亲之间的顶替，破坏了公开招募吏胥的录用原则，与朝廷为防止吏胥盘踞衙门而令其五年退役的精神是相违背的。吏胥的这种有意行为，是出于长期盘踞衙门、借以谋利的需要，也是对五年退役规定的变相否定。显然，朝廷对吏胥承充年限的规定有其不合理性，所谓吏胥服役五年必须退役，且不得再次充役的制度设计，是沿袭“服役”的思路而来，实则胥吏也是公职人员，其中书吏更是有专业技能的行政人员，朝廷为了避免吏胥长期服务于官府所带来的营私舞弊、操纵政务，便采取缩短其服务年限的办法，而官府对熟练的专业人员不可一日或缺，官员对重役现象、“缺主”现象并不真的追究。事实上由于制度设计未尽合理，吏胥自然就有了应对之策，出现了吏胥重役、长期服役以及子弟承袭的局面。当然，无论如何这种血亲之间的顶职行为都是官场毒瘤，它既制约了吏胥群体素质的提高，也破坏了吏职任用中的公平性，使吏胥的选用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继承”，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