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清代吏胥以血缘、地缘、业缘乃至趣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社会与政治利益集团。在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署中，吏胥多为父子兄弟相承袭，他们不但久于其职，世守其业，而且即便离役，也能把持“缺底”，以“缺主”的形式继续操纵用人，最终使吏胥的选用变成赤裸裸的“权力继承”。这种血亲之间的顶职行为，破坏了吏职任用的公平性，阻碍了吏胥群体素质的提高，成为吏胥任职制中的一个毒瘤。吏胥的任用还体现出地缘性特点，在京师衙门，浙江籍尤其是绍兴人充斥于吏胥职位中，他们更具地域优势，以致盘踞衙门，结成牢不可破的“绍兴人脉”关系。吏胥也有着较为广泛的业缘关系网络，某些吏胥在州县作奸犯科案发后，能转入府城衙门继续为吏，在知府衙门事发则转入道员衙门，在道员衙门事发则进入督抚衙门，直至潜入京城，上下级衙门的吏胥之间往往相互庇护。吏胥有共同的行业神崇拜，有入会、办会的仪式以及建祠立碑的行为，借助这类血缘、地缘和业缘纽带的助力，他们可以在官场互通声气，相互援手，同进同退，结揽把持。对利益的追求是他们结成政治联盟最为重要的出发点。当然，在官员队伍中也有同年、同乡、师生等关系纽带，官员也有各自的利益集团，但它显然与吏胥的情形有所不同，朝廷对官员的管理也更为严格，其制度设计更为周密，官员任职必须回避本籍和亲属，虽然也有结党营私者，毕竟难以在血缘和地缘方面形成突破口。
    鉴于吏胥讲究乡党戚谊，其袭替往往在血亲间进行，有自己的利益共同体，故而朝廷上下有“无封建之国，有封建之吏”、“绅无世家，官无世职，而胥吏承袭遍及天下”的巨大忧虑，各种官私文献中频繁出现对吏胥群体的激烈批评意见，官府也屡加禁革，却并无成效。
    对这种现象的担忧和抨击当然值得充分重视，事实上它也是清代政治生活中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但是，我们对此还需辨明其另一个层面，即从制度设计的公正性和吏胥的合理诉求方面再加分析与评估，也就是说需要一个评判的标准。首先，如果从吏胥自身的角度考量，他们之所以固守血缘、地缘、业缘等纽带关系，是要获得来自群体内部的支持和庇护，以保持其利益，这也是对朝廷五年即役满离职规定的一种否定，其实正是朝廷忽略了吏胥合理的利益诉求，未给予其应有的上升空间，才迫使他们从制度外寻找出口，牟取不当利益。其次，由于吏胥有其遭受社会主流意识歧视之处，他们才会努力寻求各种社会关系并隶属于它，以弥补心理落差，消减官府和社会舆论给予的轻贱色彩，而各种纽带关系越多，其内部的凝聚力就越强，也就能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并取得社会制度不曾赋予的某种程度的个人尊严。当我们从上述两个层面进行考察之后，就有可能正确评估掌握话语权的君主和官僚士大夫的批评意见，在吏胥群体的不当利益追求与合理诉求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而不致顾此失彼。
    注释：
    ①参见赵世瑜：《吏与中国传统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5页。缪全吉：《清代胥吏概述》上、下，载(台湾)《思想与时代》1965年，第128、129期。周保明：《清代地方吏役制度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169页。加藤雄三：《清代の胥吏缺取引につぃて》(一、二)，載《法學論叢》第147卷第2號、第149卷第1號。
    ②叶适：《水心先生文集》卷三《吏胥》，《四部丛刊》本。
    ③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十七《治道》，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十之三九，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⑤《元典章》卷十二《吏部六·吏制·司吏》，元刻本。
    ⑥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胥吏》，载《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3页。
    ⑦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一《郡县论九篇》，载《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第16页。
    ⑧《明神宗实录》卷五八四，万历四十七年七月己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
    ⑨侯方域：《额吏胥》，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四，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本。
    ⑩陈宏谋：《在官法戒录》序，清同治七年(1868)楚北崇文书局刻本。
    (11)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七《论吏道》，中华书局1959年，第182页。
    (12)《清宣宗实录》卷三二七，道光十九年十月庚辰，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13)潘鸣皋、徐燮棠案，参见《清宣宗实录》卷二一四，道光十二年六月己亥。
    (14)方濬颐：《世吏世役说》，载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二十八，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15)包世臣：《小倦游阁集》卷三《说储缘起》，清包氏小倦游阁钞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