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吏胥之地缘关系
    地缘是因出生、成长于同一地域而结成的一种人际关系，地缘、职缘都是类血缘的组织形式。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地缘关系是血缘关系的投影，“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26)。在明代中晚期的官场中，吏胥因血缘和地缘结成的关系网络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京师大小衙门中，其吏胥多为浙东绍兴人。据万历时期地理学家王士性言：“绍兴、金华二郡，人多壮游在外……其儇巧敏捷者，入都为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27)“越”指绍兴一府八县。万历朝举人沈德符说：“(京官)一入衙门，则前后左右皆绍兴人，坐堂皇者如傀儡在牵丝之手，提东则东，提西则西。”(28)万历四十年，吏部文选司主事董应举上疏条陈铨政九事，其中多款事涉吏胥，他说：“吏部当该书办，独浙人为之，或仍本贯，或冒北籍，俱以农民私相引授，胶固盘结，牢不可破。于是本部堂二月有条禁冒籍吏役之疏，欲令四司当该，皆拣两考实历，不许私引，已得旨矣。而是月即有稽勋司侍亲科当该吴应祥私引扬王庭、验封司实拨科革出当该徐继仕私引潘鹤龄。”(29)其时，吏部的当值书吏都是浙江人，他们为延续地域小集团的利益，便在同乡间私自袭替，暗中接受了并不合乎条件的继任者的顶首银两，这类事情竟是“牢不可破”，可知浙江籍吏胥在京城衙门经营已久，已形成地缘优势。在中央各衙门中，尤其是户部多吴越之人，天启时期广西布政使谢肇淛说“今户部十三司胥算，皆吴越人也”(30)，此前沈德符也说到“户部胥吏，尽浙东巨奸”(31)，这应与吴越地少人多、精于计算、师徒相传等因素有关。据清朝乾嘉时人昭梿的看法，此事与明代万历时期的大学士朱赓有关，在朱赓执政时，“各部署书吏，尽用绍兴人，事由执政，莫不由彼滥觞，以至于今，未能已也”(32)。朱赓是绍兴府山阴县人，昭梿认为，在朱赓主政的万历中期，京师官署多用绍兴书吏，此习俗遂沿袭至清代。《民国萧山县志稿》也记载，万历时期绍兴人多奔走京师，他们“图为幕宾，为掾房，为仓场，为库务、巡、驿、尉、簿之属，岁以千计”(33)，可见绍兴人乐于迁徙，到京师谋生者众多，其就职范围颇广。
    明代中晚期的京师衙门除多用绍兴人为吏胥外，也有同一官署的书吏被某省同乡垄断的情形。对此，嘉靖朝吏部尚书许讚批评说：“人之常情，孰不庇其乡里，孰不庇其亲戚。党与多则弊端滋，耳目广则关节易。若使一司之吏，尽用一省之人，或六七人，或十余人，自然有坏事体。”(34)在中央各衙门书吏任用中，旧吏将缺位卖与同乡、亲属，以致一个部门中全用一省之书吏，乡党之间自然更便于联络感情，相互庇佑。由此也可知，并非只有绍兴籍书吏盘踞衙门的情况。
    至清代，京师衙门吏胥多为绍兴人的情形并无大的改观。顺治初年，当朝廷派往各地榷关的差官一出，必定要招募数十名书吏，结果是“绍兴棍徒，谋充书吏，争竞钻营”(35)。在乾隆朝京师的工部衙门，“部中书办籍隶绍兴者多”(36)。乾隆四十三年，刑部挖改城票骗银案的涉案书吏冯士杰，也是“籍隶浙江绍兴”(37)。光绪间因索贿被长官革究、反过来却请御史将其长官劾倒的户部银库书吏史恩涛，亦绍兴人。据记载，史恩涛任户部经承六年，家赀数十万，其房屋连亘，院落数层，日有伶人为其烧烟，饮食精致，烹饪豆腐用鸭汤煨入味后，再以金华火腿屑作寿字，饮酒则用陈年绍兴酒，可见其生活奢华，且饮食习惯保持着浙绍之风(38)。嘉道时期思想家包世臣也说，曾有中央部臣提出，六部经承，“皆绍兴客户，盘踞为奸”(39)，招权太重，建议将他们都驱赶回籍。清代中晚期有一首竹枝词言：“部办班分未入流，绍兴善为一身谋。得钱卖缺居奇货，门下还将贴写收。”(40)说到京师六部绍兴书吏善于谋划，生财有道，还在家里请有贴写相助。这些都一如咸丰朝有经济之才的官员金安清所说：“向年六部胥人皆绍兴籍，自明即然。”(41)近代名士、山阴人李慈铭也说：“吏皆四方游民无籍者充之，而吾越人更多。”(42)近代学者夏仁虎在记清末北京风俗时写道：“都中土著，在士族工商而外有数种人皆食于官者，曰书吏，世世相袭，以长子孙。其原贯以浙绍为多，率拥厚资，起居甚侈。夏必凉棚，院必列磁缸以养文鱼，排巨盆以栽石榴。无子弟读书，亦必延一西席，以示阔绰。讥者为之联云：‘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其习然也。”(43)其中论及书吏中绍兴人居多，他们“世世相袭”，因此，相对其他地域的人而言，浙绍人更具习吏的地域优势。
    与京城衙门多绍兴籍吏胥、幕宾的情形相一致，清代京畿附近寄居着一批绍兴人。如林清的父亲林先就是由绍兴迁来顺天府大兴县黄村宋家庄定居，充任黄村巡检司书吏，其父死后，林清继任黄村书吏，后转赴江南丹阳县衙充任长随(44)。户部银库吏史恩涛也是绍兴人，其索贿一事案发后，他“惟恐递解回籍，则都中狡窟不能守，因冒籍涿州”，这样当他禁羁一年释放之后，仍能往来京城和涿州之间，“豪富自如”(45)。雍正二年浙江巡抚黄叔琳在上奏中说到京师“各部书吏绍兴人冒籍顺天等处”(46)，说明顺天府所属县聚集着很多绍兴人。雍正年间，世宗痛恨幕宾、讼棍为害朝政，将京城的师爷赶至顺天府涿州县，该县城外遂形成大绍村、小绍村，寄居着大量绍兴人(47)，在这个绍兴人寄居之地，应该也会吸引到京城吏胥往来或居住于此。
    绍兴人同乡意识浓厚，绍兴籍吏胥既来自同一地域，就会有同乡间的活动，用以联络感情，相互帮扶。清代辽宁朝阳县的绍兴书吏和幕友，就在其任职的朝阳县捐资修建了绍兴庙，他们“系清初浙绍人随县尹”而来(48)。每到农历七月十五中元日，朝阳县的绍兴人都要举办盂兰会，焚香致奠，敬礼神明。这也是远在异乡的绍兴人交流情感、寻求精神慰藉的一种方式。
    吏胥既多绍兴人，又子弟相承，呈现出血缘和地缘因素交织在一起的职业特点。有了这种血缘和地缘紧密连接的纽带关系，吏胥可以相互援手，互通声气，同进同退，在官府构成一种政治性力量。当然，这只是吏胥关系网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组织形式还是业缘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