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吏胥之业缘关系
    业缘是指因从事同一职业而建立的一种人际关系，它是血缘意识和地缘意识的泛化，吏胥通过职业活动也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清代各级衙门中，吏胥人数众多，所办事务类似，有共同的利害存在，而且上下级衙门之间有垂直的行政联系，在频繁的公务往来中容易产生私交。以清初上海县衙门的书吏姚廷遴为例，康熙四年(1665)大年初六，松江知府的差役来县署要该县应差图分册等，知县便命工房吏姚廷遴接待府差，并与他商议对策。康熙三年，姚廷遴到苏州了解杉炭价格，事情结束后，特意借道松江，拜访了松江府工房吏周奕甫。姚廷遴常与抚院、道、府、镇江将军、海防厅及华亭、娄县等衙门的差友一起办理公事，然后相互宴请。一次，姚廷遴去松江府城办差，得知江苏巡抚衙门的差役正坐镇督办该事，他希望能顺利办成此事，于是请知府衙门的差友帮忙周旋，费银几两仍无效，海防厅差友继贤又出面在家中宴客，“为我即请府房包玉衡、周奕甫相商。其家内亦体面，是夜设酒三席，十大十小，列东、西、南而坐，总是为我，约费他三两有余，亦见多情”(49)。由于上下级衙门吏胥之间多有公务上的联系，自然就使各级吏胥之间由工作关系而演变成私人交谊，有些吏胥也会尽量将上下级同行变为自己社会关系的一部分，这样遇事时能相互支援。
    除了公务往来及由此而生的人情往来外，吏胥为了共同的利益，也需要呼朋引类，互通声气，上下沟通。光绪二十七年上谕云：“惟闻各省院司书吏，亦多与部吏沟通，其各府州县衙门书吏又往往沟通省吏”(50)，鲁一同也说：“州县之吏，与督抚司道之吏，其势必相为首尾，交通固结，姻娅而往来”(51)，所以才有一种奇特的现象出现，即“吏胥之有罪者，县发觉之则入于府，府发觉之则入于道，道发觉之则入于院，至于院而人不敢复问向之所为，府者县者转而与之抗礼，道者降而接之以温颜”(52)，甚至“在外省罪迹已著，则潜入京师”(53)，因为衙门越尊贵，越容易隐藏巨奸。当他们结成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时，各种受财鬻狱的事情就轻易无人敢发，无人能发了。以咸丰年间杭州城内的禁赌为例，有“段青天”之称的浙江按察使段光清亲自驱逐了桥头街边的小赌局，但是大的赌场仍然存在，原因是县府差役及营署员弁都接受了馈赠，官府便听之任之。这位按察使早已知情，遂带数差往拿。赌局得知，颇觉讶异：“谁来拿赌？”想到官府都拿过他的规费，局家仍不以为意。按察使却是认真办事，原来赌局是布政司衙门的书吏和县衙门的差役二人合伙开办。当按察使将二人带回臬署时，街上的人不免发笑，因为近年来还没有听说官府在杭州城中禁过赌的。当晚，按察使命署中值日头役暂将二人看管在家，不料夜间亲自到该头役家来打探者，灯火络绎，可见两名书差气焰夺人，关系网强大(54)。
    体制实际赋予了吏胥以行政权力，于是上司衙门的吏胥也就可以压制下级衙门的长官及吏胥。道光朝留意实学的举人鲁一同说：“以今言之，州县之吏病民而止尔，司道之吏能病官，督抚之吏病大吏”(55)，鉴于上级衙门的吏胥逐层欺压盘剥下级官民，他建议从改革现有行政架构入手，先裁去道和按察使司，再将督抚之权交与布政使，而布政使不得越过知府与州县相通，要加强知府及州县的权力。“故裁道与按察而减督抚之权者，非徒省官而少事也，所以掘发豪胥横吏之巢穴，使州县之吏惝然失其所恃，而后可以独断而有为。”(56)一旦减轻上宪之权，则所依附之吏胥之权亦减，从而州县官的职权得以伸展。显然，这样的改革并不符合朝廷在地方管理中广置机构以相互监督、制约，不致一方崛起的设官原则，在决策者的眼中，行政机构设置的安全可靠远比其行政效率重要得多。
    为了加强吏胥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增强个人对群体的认同意识，吏胥普遍开展同行之间的活动，并有共同遵奉的行业神。早在宋代，京城各官署的吏胥就有这种职业认同意识，他们以传说中汉字的创造者苍颉为祖师爷，每至秋天，必凑钱演剧酬神。据南宋高宗朝户部尚书叶梦得言：“京师百司胥吏，每至秋，必醵钱为赛神会，往往因剧饮终日。苏子美进奏院会，正坐此。余尝问其何神？曰苍王。盖以苍颉造字，故胥吏祖之，固可笑矣。官局正门里，皆于中间用小木龛供佛，曰不动尊佛，虽禁中诸司皆然。其意亦本吏畏罢斥，以为祸福甚验，事之极恭。”(57)京师各衙门吏胥既以苍颉为祖师爷，又在衙署正门内，摆上小木龛，供奉“不动尊佛”，希望能长久服役，其职业如不动尊佛一样难以撼动。由于吏胥中不少人掌管簿书案牍，故奉苍颉为行业神。在中国古代，百工技艺都有自己的崇奉偶像，如伶人尊唐玄宗，木匠祀鲁班，酒家奉葛仙，茶业供陆羽。在清代，吏胥则以汉相萧何、曹参为行业神。乾隆朝大学士纪昀言：“胥吏祀萧何、曹参”(58)，因萧何、曹参都曾任秦朝沛县狱吏，故后代吏胥以此二人为祖师爷。乾隆朝文学家李绿园在《歧路灯》第五回中，记河南布政司衙门上号房钱书办家中“正面桌上伏侍着萧、曹泥塑小像儿，满屋里都是旧文移、旧纸结糊的”，该书办家中供奉的正是萧、曹塑像。吏胥还定期举行活动。如每年农历二月二日，湖北长阳县“书役作会”(59)，地点就在衙署内，为期三天。在河南封丘，“吏胥有萧曹会”(60)。咸丰五年(1855)，陕西洵阳县署九房吏胥捐资建成三贤祠，“三贤”即萧何、曹参和张良。从所立“九房公议成规碑”看，每年四月二日为办会日期，九房分成三家，每三房为一个承办单位，轮流办会。所需花费每千文钱中，户房认200文，仓、架房各认150文，刑、礼、承房各认100文，吏、兵、工房各认66文。招募习书要交纳入会钱。经常在衙门办公并曾捐资修祠的书吏，其子弟如读书有成，会内将给予公帮钱八千文。“成规碑”还规定，各房招募习书，每人要交入会钱16 000文，认师钱3 200文，给庙夫钱800文，吏房规成钱4 800文，并在庙内置酒三席，通请各房先觉(61)。在隆重的祭拜仪式以及办会、入会的过程中，能使人际关系融洽，提升自尊心，增强归属意识和安全感，并能起到规范书吏的作用。
    吏胥还经常聚集在各衙门附近的酒肆茶楼和戏园游馆，很多违法之事往往在此交易。道光朝官至陕西巡抚的陶廷杰说：“臣闻(京城)酒肆茶房，戏园游馆，无日不有书吏充斥其间。或逢人撞骗，或借生事端，或密札交通，或得钱舞弊。”(62)四川也是如此，当民众在茶坊酒肆讲论买卖地亩之事时，“差役必从中百计纵恿”(63)，进而得利。有鉴于此，官绅们反对吏胥集聚在一起。晚清学者谭献即言：“禁止官寺前后茶社酒家，比屋张设。若辈群聚，非罗织小民，即窥伺官长。少一群聚之地，省事必多。”(64)但是，由于“若辈羽党众，窟穴深固”(65)，他们因职业而形成的各种关系网非一日可以打破。
    由于行业内部利益的共通性，因此，吏胥不但多有群体违法的事件发生，还有集体罢工的情形出现。雍正初年，广东潮阳县衙役不满新任知县的管束，竟集体罢工，“登东山石洞，二三百人蜂聚弗返”(66)，知县魏某只得请豪绅出面，好言劝回众衙役。雍正六年，在保定府容城县，因知县李钟俾惩役过严，也发生过吏胥挟官罢工事件，“六房书吏及三班衙役俱各散去”，雍正帝得知后批评其藐视法律，应予严究，还说“昨者山东亦有类斯一事”(67)。显然吏胥是以共同进退的方式来要挟官府，而且往往能达到目的。
    吏胥之间不仅仅是同行伙伴，也是竞争关系，加之吏胥更重利益，故而也存在着彼此相争的一面。“胥吏惟利是视，同侪喜相排挤，鲜能敦朋友之谊，不避患难，挺身相救者”(68)，可见其业缘关系的复杂和多样性。
    吏胥在职业互动的过程中，也会因共同的兴趣爱好而走到一起，这也可视为趣缘关系。光绪十四五年间，京师有一个由票友组成的戏班颇为有名，创办人是理藩院书吏韩季辰，人戏称“韩票”。其班中人才很多，最负盛名的是陈子芳和魏曜亭，陈唱旦角，是兵部书吏，魏唱花旦，也是某部书吏。韩季辰自饰小生，演技尚可。他们排演过很多新戏，如西湖生、德正坊、福寿镜本戏等。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凡堂会、团拜诸举，无韩票反为减色。只不在戏馆出演，每逢堂会，谭鑫培、孙菊仙时加入串演(此皆本家所约，非韩票所能致)。张文达(之万)当国时，最喜听韩票，因之各大员及各名流多附和之。若寿子年(耆)、准仲莱(良，彼时皆为编修)、宝湘石(棻)、那琴轩(桐，彼时皆为户部司官)，各家每逢生日或喜庆事，无不以演此为荣，因之哄动九城矣。”(69)清代规定，京官禁止入戏园酒馆，但是在每年元旦团拜时，可在衙署或会馆延请戏班演剧，即唱堂会，此时团拜者就请来书吏韩季辰的戏班。此外，翰林院编修寿耆、准良，户部司官宝棻、那桐，其家中有生日或喜庆之事时，也以请该班演剧为荣。该戏班属玩票性质，其创办者和主角都是部院书吏。他们在职业相同的基础上，又找到了相同的爱好，建立了自己的戏班，以此作为交流情感、编织人脉关系的一种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