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生理上的物质需要是人的五个需要层次中最基本的层次之一。对西方器物文明认识的深入和心理上的认同，有利于移民的人格物化过程，从而淡化他们的传统保守的价值观念，为迎纳西方制度、精神层面的文明提供了一个渐呈开放的心态。这种渐变表现在：
    首先，部分士绅对西方的近代科学知识开始表现出较浓的兴趣。如对于西医，除管小异等直接参与了西医著述的翻译引进外，更多在沪者开始阅读西方医学著作。此时王韬就曾阅过管小异助译的不少西医书籍。在阅读《内科新说》时，他还对书中所述西药间杂中药以治病加以评论：“西药性味，予所未晓，而其所用中药治诸病处，恐不甚效。予谓西人于脏腑节窍，固属剖析精详，惟治华人内症必不验，因纯以霸术故也，盖不独饮食嗜欲之不同，秉体强弱之有异矣。”（注：《王韬日记》，第111页。）王韬还把这类医著借给朋友传阅。据其日记：“二十一日壬戌（3月25日），……孙吟秋来访，携《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全体新论》各一册去。予前赠吟秋西书，不下十数种，吟秋未有以报。”（注：《王韬日记》，第97页。）正是基于对西方医学的阅读、了解，沪上华人开始用科学知识分析一些自然现象，如王韬对1859年1月24日夜间所做的梦作这样的解释：“予谓一切梦境，皆由心造。其占有吉凶者谬也。或人有非常之事，先现于梦，则其人之神明预为之告也。西人谓人记事皆归于脑，睡后其气上冲，故旧所阅历每人于梦，说亦无妙。”（注：《王韬日记》，第69页。）
    其次，对于西方的风俗习惯，部分士绅也开始接纳，甚至效仿。在婚俗方面，有些华人大胆地以“夷礼”来操办自己的婚礼。王韬在1859年4月29日就出席过他的一个朋友的这种婚礼，并学会了其步骤：“牧师衣冠北向立，其前设一几，几上置婚书、条约；新郎新妇南向立，牧师将条约所载一一举问，傧相为之代答，然后望空而拜。继乃夫妇交揖。”（注：《王韬日记》，第111页。）在日常衣食起居方面，这一时期属于移民上层的买办、进出口商人因与洋人接触频繁，或出于生意上的需要，不少人开始拿起刀钗吃西餐，开始脱下长衫，换上西装革履了。在宗教信仰方面，有些人倾心于上帝耶和华。如江苏南汇的李问渔，他在1862年于上海加入耶稣会，后来还升为神父（注：《上海辞典》，第62页。）。另据《王韬日记》（1855年），王韬也是几乎每个礼拜日都到教堂去且参与宣传教义。
    再次，有些寓居沪上者开始萌发近代民主意识。其中以蒋敦复、冯桂芬为代表。蒋敦复是江苏宝山人。早在50年代，他就在《华盛顿传》等文中阐述中西政治制度的不同。他引用华盛顿的话来表明自己对专制政体的不满：“有国而传子孙，私也；权重而久居，乱之基也。”稍后，又在《英志》一书中，介绍了世界的君主制、民主制、君民共主制等政体，对西方民主制度不无褒扬。而60年代初，流亡上海的冯桂芬在其名著《校邠庐抗议》中，更直接地指出了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弊陋之处，即“君民不隔，不如夷”，并提出了一系列旨在解决君民隔阂问题的设想，诸如“公黜陟”，把官员的升降与百姓的意见联系起来；“复乡职”，恢复乡官制度，扩大乡官权力；“复陈诗”，鼓励民间用诗歌形式表达对政治方面的意见，反映民间疾苦。冯桂芬的这些设想，表面上具有复古色彩，实际上在古朴的文字中已“羼入夷说”，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已呼之欲出。（注：参阅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文化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上海的移民潮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在太平天国失败后，绝大部分难民又返回了家乡，沪上人口因此而明显下降。然而，这一个短暂的城市生活所带给乡民们的观念上的烙印却再也抹不去了。尽管他们可能依然是穿着几年前来沪时的破陋的衣衫，依然操着纯正的乡音，但是当他们回到家乡时再也不是原来的自我。他们开始过不惯农村贫穷闭塞的农耕生活，开始觉得家乡生活“不若旅居上海惬意”，于是他们不再安处于穷乡僻壤，“于是复有搬出者”（注：《申报》光绪十年十一月十八日，《记本埠地价》。）。而这次向上海涌动，再也不是战争或其它外力所迫了，这是他们自己做出的对人生道路的一次新的择抉。当他们以创业者的主动姿态踏进上海时，他们已与近代意义上的市民难以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