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赫坡社是雾社十一个泰雅族群中的一个大社，他们的首领莫那鲁道身材高大魁梧，性情秉直刚烈，在雾社的族群中有着很高的威望，深得族人的拥戴。十月的一天，马赫坡社的鲁比。巴万姑娘出嫁，莫那鲁道和两个儿子都来参加婚宴，席间，日本巡警吉村克己突然闯了进来。按照泰雅人的习俗，莫那鲁道的长子塔达欧莫那给吉村端上一碗酒，拉他入坐，不料吉村却厌恶地劈手打翻酒碗，还用警棍当众殴打塔达欧莫那。婚宴上的人们被激怒了，大家将这个“敬酒不吃吃罚酒”的日本警察一顿痛打，撵出了村子。一贯欺压村民的吉村恼羞成怒，借口莫那鲁道等人要聚众造反，扬言要抓人问罪、严加惩办。消息传出，群情激愤，饱受日本人奴役的雾社群族，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决心在莫那鲁道的率领下揭竿而起，不惜以死抗争。
    1930年10月27日，日本殖民统治者为纪念死在台湾的能久亲王，将在雾社公学校举行联合运动会，考虑到此时日本人集中、各处疏于防备，莫那鲁道把起义的日期定在了这一天。
    当年10月27日凌晨，以马赫坡社为首的雾社地区六个泰雅部落同时行动，按照预先的分工，他们切断了电话线，破坏了进山的交通要道，铲除了十余个警察所，夺取了大批枪械弹药。日本巡警吉村就在这次袭击中，做了泰雅人的刀下鬼。
    上午八时，运动会开始。当日本人奏乐升旗时，起义的泰雅勇士怒吼着冲进了会场，刀枪剑戟直指在场的日本人，刹那间这些不可一世的“统治者”血肉飞溅，震惊世界的雾社泰雅人抗日武装起义开始了！
    残酷镇压
    雾社起义是泰雅人反抗日本统治的一次武装斗争，泰雅人本来是非常平和的，非常朴实的。但是由于日本警察不断地来欺凌他们，奴役他们，使他们忍无可忍，所以他不得不积极反抗，他们英勇斗争不甘屈辱的精神是值得歌颂的。这样一个抗日运动是不应该被人们忘记的。
    雾社起义的枪声，震惊了台湾，也震惊了日本，它击碎了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原住民“理蕃”、“日化”的企图，标志着少数民族同胞的觉醒，雾社起义向世人宣告，即使台湾已沦陷了三十五年，但台湾人民反抗日本统治的斗争依旧没有停止。
    日本殖民统治者在遭到这一沉重的打击之后，立刻开始了疯狂的反扑，驻扎在台湾各地的军警部队几乎倾巢出动，为了一举消灭莫那鲁道和他率领的泰雅勇士，不惜动用飞机、大炮和各种新式武器，对雾社狂轰滥炸。
    面对强敌，莫那鲁道决定将族人撤进大山，准备与日寇做长期的周旋。泰雅勇士个个都是天生的好猎手，在深山密林中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使日军进展缓慢，每向前一步都要付出代价。恼羞成怒的日军无计可施，竟然丧心病狂地向泰雅人投掷毒气弹，造成了许多泰雅勇士和妇女、儿童中毒惨死。有些刚强的泰雅妇女为了激励亲人奋勇杀敌，不愿拖累族人，毅然自尽。
    面对宁死不屈的抗日泰雅勇士，日寇又使出一条毒计，胁迫另一些部落的泰雅人去进攻莫那鲁道，同时将抗日部落的农作物和房屋全部毁坏，企图断绝抗日泰雅人的食物来源。
    几天后，日军派出永野小队和中谷小队作先锋，再次猛攻抗日据点，泰雅勇士们用刚缴获的机枪猛烈射击，转眼之间两个小队死伤惨重，只得狼狈撤退。
    雾社人民不屈不挠的意志和视死如归的壮举，迅速传遍了台湾，传到了祖国大陆，也传到了日本本土。台湾全岛和祖国各地都展开了“声援雾社山胞起义抗日”的活动，日本全国大众党、日本劳农党针对日本军警镇压“雾社事件”向政府提出抗议。天皇裕仁也听取了有关雾社事件的报告，对军警进展缓慢表示不满。
    日本殖民当局的进攻开始了疯狂升级。飞机向雾社投掷下剧毒的氰化物毒气弹，各种火炮集中向抗日族人的阵地猛轰。此时的泰雅抗日勇士近乎弹尽粮绝，莫那鲁道的小儿子巴沙欧·莫那也壮烈牺牲。莫那鲁道命令他的大儿子塔达欧莫那坚守阵地，自己亲率族人冲下山坡，与二百余名日军展开了激战，这是马赫坡的人们最后一次看见他们的首领。
    战斗仍在激烈的进行，为了劝说这些泰雅勇士投降，日本飞机撒下传单进行欺骗诱惑，又抓住莫那·鲁道的女儿马红·莫那，以此要挟泰雅人放弃抵抗。
    人物言证
    张秀妹 （莫那鲁道的孙女）
    我妈妈本来是要上吊的，把孩子先给他丢在悬崖山谷里面去，然后孩子死了，她要上吊自杀这样的。
    日本人的卑劣伎俩打动不了塔达欧·莫那，他与族人们早已抱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念，就在马赫坡的这个岩窟里，1930年12月8日，打完最后一颗子弹的泰雅勇士与自己的亲人们一起，唱着古老的灵歌饮酒诀别，所有的人都从容地洗净面庞，整好衣衫，走进养育自己的丛林，在被祖先奉为神灵的大树上引颈自缢。他们死时都用布蒙住自己的脸，因为祖训说这样就能转世重生，还做山林的后代，还是泰雅人的子孙。
    莫那鲁道和他率领的泰雅抗日族人用这种极为悲壮的方式，合上了“雾社起义”这一台湾原住民抗日斗争中最为惨烈的一页。当日寇终于迈进丛林站在对手面前时，这一具具生命早已远离的躯体却依旧让他们惊恐战栗。
    在神树下自尽的还有花冈两兄弟和他们的家人，他们是在日式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泰雅青年，他们有着日本式的名字，但身上流淌着的依然是泰雅人的热血；在本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他们毅然返回族群，跟随族人一同赴死，用自己生命的绝响，让日本殖民统治者“理蕃”、“奴化”的企图成为了泡影。
    日本人没能征服雾社起义的勇士，却将疯狂的报复发泄在幸存下来的泰雅人身上。他们挑起泰雅族部落间的仇恨，借刀杀人，制造了几乎把参加抗日起义泰雅人斩尽杀绝的“第二次雾社事件”，之后又将仅存的二百多人驱离家园，强制迁往川中岛。
    丘建堂 （雾社仁爱乡农会总干事）
    日本人预先设了两个集中营，日本人早就设两个集中营，我们的人在里面，这个集中营的周围，日本人叫我们自己的人用竹子把整个集中营围起来，日本人完全是用高压的手段，当然是限制你的行动，后面看到的远方是我们的家乡，看到后边的山，知道是我们的家乡在那边，心情很不好，很多人都上吊自杀。
    雾社起义四年之后，一位猎人在密林深处的岩石缝中，发现了莫那鲁道，这位抗日英雄高大的身躯虽已化作了累累白骨，但怀中却还紧紧搂着一支斑驳锈蚀的步枪。
    对莫那鲁道恨之入骨的日本人闻讯后随即将遗骸运回，先在公众场合暴尸展览、以泄其愤，后又将其送到台北帝国大学当作研究标本，一直到台湾光复后许多年，人们才打听到莫那鲁道遗骸的确切下落，这位泰雅人抗日首领在殉难四十四年之后才得以魂归故里。
    雾社起义虽然遭到了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残酷镇压而失败，但这次有组织、有计划、有充分准备的武装暴动已成为了一面旗帜，始终激励着台湾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斗争。此后，台湾的少数民族武装抗日活动风起云涌、此起彼伏，从未间断，直至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
    莫那鲁道与雾社起义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泰雅同胞浴血抗日的英雄壮举，至今仍被后人所传诵。如今，烈士们的英灵已化作了不朽的山魂，萦绕在雾社这片浸透着血与泪的土地上。
    日本国会态度
    1930年的“雾社起义”，爆发在日本占据台湾已达三十五年之后。日本当局在台湾经过武装镇压、编制户籍，颁布“番务监视规程”，在高山族地区完成了九百日里（一日里约合四公里）的道路网，配备有总数多达5400多名警察的“番地警官驻在所”遍布各地以后，因之认为殖民统治在台湾和高山族人民中已有了一定基础的时候。而位于台湾中部的“雾社番”在当时日本政府的心目中，又恰恰认为是归顺得最好的高山族部落。“这模范地的人民以必死的悲壮决心，发起动乱，必定是（我们）在政治上有了重大的缺陷”。
    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滨田国松在1931年1月26日下午全会上的质询辩论中所说的一样：“麻哈勃社（雾社部落中十一个社之一）是台湾几十几百个番社中的模范番社。据我所知，凡是由众议院派到台湾视察的人，都要按照（台湾）总督府的安排，被引导去参观雾社，看看这个后来起来反抗的麻哈勃社。因为当时认为它是模范番社，是台湾的番社中最好的番社。”
    贵族院议员川村竹治在1931年2月2日上午全会的质询中也说：“雾社番在番人中是最开明的种族。他们二十年来受着和日本一样的小学教育，与平地的人们有着频繁的往来。对于平地的繁荣和政府的威力，他们也是十分知道的，相信他们对于无论怎样反抗，但是不可能打赢政府，也是万分明白的。可是尽管这样，他们这次还是敢于起来反抗，说明这里面一定有着忍无可忍的事情。因此他们的行动虽令我们憎恨，但一想到他们那种被迫而无奈起来反抗的心情，确实是十分悲壮，禁不住为之一洒同情之泪。”偏偏就是月本台湾总督府认为是‘最好的番社’，被称作‘模范番社’的地方，那里的人们却一齐奋起，齐心反抗，这令那些统治者为之震惊。“
    关于”雾社起义“的原因，当时的有些国会议员曾经进行过调查分析。他们认为”松田先生（指当时的国务大臣松田源治）所有的资料总不会超出警察的报告，而警察的报告是不会不利于他们自身的立场的，这是很当然的事情“因此议员大都依据自己搜集的材料进行质询。这也多少使我们能够在官方材料以外，又从侧面多了解一些”雾社起义“的情况。这里也许可以比日本的官方记载更多一点接近事实的真相。
    关于”雾社起义“的原因，日本众议院议员浅原健三根据河上丈太郎和河野密所调查，指出导致这次”事变“的起因有六点，即：在役使高山族人民搬运木材时，日本警察对待他们十分苛酷，使高山族人民心中为不满。在役使以后，又不按原约付给工资，更加激化了他们的反感。在裁撤高山族籍警察的时候，采取了不公正的待遇。
    “警察掠夺番人所生产的所谓蕃产物，也是这次事变的起因。”日本警察经常在高山族地区掠夺高山族人民的物产，使得高山族人民本来已十分贫乏的生活变得更加穷困，更引起了他们反抗的决心。
    日本的台湾总督府在高山族地区强迫推行储金制度，硬性规定每人必须有若干元的邮政储金。对于无钱储蓄的人，则强迫他们廉价出售“蕃产物”，以此达到储金的目的。到起义前夕，麻哈勃社“其数已达每人廿四元”，被认为是“进步的蕃社”。
    强迫高山族人民自山区迁到平地，并且禁止他们种植过去大量种植的甘薯和小米，使他们的生活陷于极度困难之中。
    滨田国松议员在听了浅原的质询后，过了两天，在众议院的全会上，又发言为之补充，指出：“除了（浅原）议员所列举的以外，还有包含有很多理蕃政策上和理蕃事务上的颓废不振的事实。”他认为浅原是从被压迫者的这一角度观察起义爆发的原因，而他却要从“不偏不倚的全面观察来看”，还可以发现很多其它的原因，即“第一是警察官与蕃妇的关系；第二是在押犯的待遇问题；第三是罢免精通蕃情的官吏；第四是区长与警察分离问题，第五是日月潭工程；第六是削减台湾总督府的抚育费”，“其他如强制划一教育，革除颓风陋俗，这种种理蕃政务上与事务上，直接的或间接的，一般的或局部的都有了颓废不振”，滨田主要是从殖民统治的立场来“检讨”“理蕃政策上与事务上”的问题。关于这方面，贵族院议员汤地幸平都把它们归诸于日本警察的纲纪松弛和基层官员的不谙高山族情况。汤地在质询中说：“生蕃的蜂起的中心原因是纲纪弛缓”。他认为起义的“根本的原因”是日本警察“纲纪弛缓”，结果是“大多数的警察，在蕃地服务中与蕃妇通奸”。他说：“生蕃壮丁的品行是比较端庄的，比日本人还端庄，这一点还希望日本人多多仿效蕃人。”“生蕃姑娘是番丁们将来要娶作妻子的，但（日本）警官往往滥用职权将他们奸污，这是番丁们宁愿冒着死亡的危险也要反对和防止的”“这是我经过研究所有调查之后所得出来的结论。”其次，汤地幸平又指出“管辖雾社的雾社分驻所主任是一个很坏的巡官，是一个”生番最讨厌的人“，他不仅强迫奴役高山族人民，而且往往要贪污”番人的工资“。一天理应给四角的工资，而雾社分驻所主任却”只给生番二角，其余二角则吞没私用“。并且每日还到距雾社不远的埔里街上豪逛，横行霸道，使得人人为之侧目。而且作为上级的”能高郡守“（即能高区长），又是一个对高山族人民的”心理状态和风俗习惯没有理解的人“，其所作所为当然不会受到高山族人民的欢迎。对于这些即使是从统治者角度所进行的检讨，由于议会中竞争的关系，所以政府一侧也不愿完全承认。当时的殖民地大臣松田源治在贵族院全会上回答汤地幸平议员的质询时，特地声明政府对于雾社”事变“原因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依据政府的调查，起义的原因有三个，即”第一为劳动关系；第二为与巡警的争执关系；第三为不良蕃丁因陷于自暴自弃，而企图砍取日本人的脑袋，由于上述原因才引起了事变“。这”劳动关系“就是指高山族人民从事的无偿劳动很多，在建造雾社小学的学生宿舍时，要高山族人改过去习惯的拖运木材为用肩扛运，加之工资的”一部分仍在拖欠“，是触发起义的原因之一。其次”与巡警的争执“系指起义的二十天前（10月7日），一个日本巡警吉村为砍伐木材的事情经过麻哈勃社时，受到该族头目摩那·罗达奥的长男邀请饮酒，因而发生争执斗殴，引起摩那·罗达奥等怕受到极刑的报复一事。”不良蕃丁的自暴自弃“系指荷戈社青年辟荷·沙脱波曾被万大社的人收为养子，后来因故脱离关系，”陷于悲观，日夜懊恼，遂成自暴自弃。“而更主要的是这个荷戈社青年辟荷·瓦里斯曾因反抗日本统治，全家被杀，只有他因在邻家才幸免于难。，”因此平日怀怨官宪，常常抱着如有机会就要杀戮日本人的念头“。松田源治提出事变的这三个原因，并竭力为雾社分驻所主任佐家和小笠原区长开脱，目的在于减轻殖民政府的责任，以免因”雾社起义“事件而引起更多的迫使有关责任者引咎辞职的连锁反应。
    从议员的质询和国务大臣的答复中，尽管已列举了不少引起雾社起义爆发的原因，罗列了一些日本警官欺压高山族人民的事实。但是他们都不敢也不能触及起义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殖民统治者与被殖民统治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事实也证明，只要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继续其统治，这种反抗斗争就不会停息。即使殖民者对其统治政策进行各种各样的修补，也不可能阻挠或平息这种反侵略反压迫的英勇斗争。
    参考资料
    1.  雾社大起义：台湾高山族起义杀4000日寇 .中国国防资讯网。2007-02-12[引用日期2013-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