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日本政府有计划地推行对华渗透政策，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大量派遣日本顾问参与清政府在各个领域的改革，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和中日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拟透过戊戌维新期间中日两国关于招聘顾问谈判的过程和背景，揭示日本军事顾问参与清末军事改革的基本状况及其影响，探讨20世纪初期中日关系的走向与特征。
    一
    积极地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是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华政策的直接产物，也是1898年前后中日关系中的重要议题之一。
    日本要求中国招聘日本人训练中国军队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897年日本陆军大佐神尾光臣求见张之洞时（注：《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万寿之助致外务次官小村寿太郎书简》（1898年1月4日），《清国兵制改革之件》，日本外交史料馆。张之洞致神尾大佐的短信也附录在书简后，从日文史料中查实张信尚属首次。）。由于张对日方的警戒，神尾的要求未能实现。然而，当张得知神尾的目的是建议中国“以派员往倭观操及派学生往学武备为请，以此为联交入手处”之后，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注：《张之洞致刘坤一书简》（1898年12月31日），《张文襄公全集》第3卷，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716页。），当即委托上海日本领事馆查询，希望神尾速返武昌面谈。张之洞对日态度的这一转变很快被当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万寿之助报告给日本外务省和陆军省上层（注：《外务次官小村寿太郎致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书简》（1898年1月19日），《清国兵制改革之件》。）。随之，1898年1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大佐福岛安正和宇都宫太郎多次走访张之洞、刘坤一等，就派留学生和学习日本陆军，频繁游说（注：〔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3页。）。张同日本陆军之间的频繁接触引起中日双方政府的关注，并且带来了两种不同的效果。1898年1月5日，北京的军机处担心张之洞联日的举动刺激俄国， 命其不可轻允日将所请（注：《军机处电寄张之洞谕旨》（1898年1月5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下卷，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975页。）。 湖南巡抚陈宝琛奏折提及湖北拟派三大员赴日商联合之计，希朝廷批准。陈虽善意，却令张蒙违旨之嫌，张当日急电清政府指出陈电之误（注：《湖南巡抚陈宝箴来电》（1898年1月18 日），《湖广总督张之洞来电》（1898年1月19日），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下卷，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977页。）。 清政府的态度使张之洞不得不谨慎行事，放慢派遣留日学生和招聘日本顾问的计划。
    但是，张之洞对日本陆军提议的反应，无疑是向日方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1898年5月14日， 驻华公使矢野龙溪致信外务大臣西德次郎，提出了招聘清国留学生的建议，并主张借派遣日本顾问与接受中国留学生，推进日本势力“悄然渗透于东亚大陆”（注：《驻华公使矢野龙溪致外务大臣西德二郎书简》（1898年5月14日）， 《清国兵制改革之件》。）。矢野认为“为表示超过口头友谊之实际友谊，提出我接受留学生之要求，势必为清政府所欢迎。此举不仅有助于此要求之成功，而受我感化之人才广布于其古老帝国之中，实为将来在东亚大陆树立我国势力之良策……聘用军官等人员也将求助于日本，毋庸置疑，清军事之大部行将日本化。理科学生亦必求其机械、工人等于日本。清之商工业自身则将与日本发生联系，而为我商工业向清扩展打开门路……若能至此，我势力将及于大陆。”矢野关于对华政策中的一派（日本顾问）一接（留学生）的建议，引起了东京当局的重视，同时矢野建议的主要思想也为日本政府制定派遣日本顾问和接受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奠定了基调。
    日本政府开始把向中国派遣日本军事顾问同对列强的协调外交结合起来，以促进日英同盟。甲午战争后，是“联英”还是“联俄”，日本政府内分为两大阵营。伊藤博文、井上馨、山县有朋及西德次郎、小村寿太郎、林董等大人物全部倾向于“日露同盟，只有驻英公使加藤高明一人坚决反对与俄国妥协，坚持同英国联盟”（注：〔日〕信夫清三郎编，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03页。）。1898年6月30日，第一次大隈重信内阁诞生。身兼外相的大隈和新任外务次官小村寿太郎在思考日本的对外战略时，明确地提出日清同盟和日英同盟的两大外交方针，并主张利用顾问来达到目的。小村认为：“开发清国为我对清经营的当务之急，说服张之洞、刘坤一等实力派，从我国招聘顾问，怂恿清国学生到日本留学，在永久强固的基础上制定日清两国联合的计划”（注：日本外务省：《小村外交史》上卷，新闻月刊社1953年版，第103页。）。8月17日，大隈在给驻英公使加藤高明的信中指出：“显然，按照世界水准改进清国陆海军乃维持该国独立的最重要方策，其必要性已自不待言。因此，希望阁下抓住良机向英国政府转达我帝国之意见……张之洞提出招聘日本军事顾问及教师，派一些清国陆军学生留学日本的要求已经帝国政府承认，总理衙门也计划派陆军学生”（注：《外务大臣大隈重信致驻英大使加藤高明书简》（1898年8月17日），《清国兵制改革之件》。 ）。
    大隈书简，迄今鲜为人知。这是一份有关重新检讨日本外交史和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珍贵资料。它的存在证实了大隈内阁确实曾把维持“清国独立”，当做日本对外政策的第一目标；戊戌变法时期，日本政府就已经策划日英同盟；为达到上述两个目的，计划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这些无不关系到转型期日本外交的去向。在此之前，6月29日， 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致信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特派员莫理循，其中一段话意味深长：“我想，毋庸置疑，总有一天，有着共同利益的贵我两国将会感到有必要采取某种联合行动，以维护中国的完整和‘门户开放’政策。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的武装部队将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也许比我们的海上力量更为重要。”（注：〔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卷，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109页。）林信的大要与大隈书简的宗旨相吻合。两者都表明，如何利用向中国派日本军事顾问一事，不仅在对华政策上，而且在对英政策上，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注：参照拙稿《19世纪末中国的日本顾问》，1999年11月，第四届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
    75年前，中国著名军事家蒋方震对日本政府执意接受中国军事留学生的背景和目的，留下了精辟的论断：
    当马关议和之时，主张联俄以制日者，盖不独李氏，张之洞亦其一人也。俄皇加冕，李往聘焉。于是有中俄密约，西伯利亚铁路横满洲，东行出海参崴，南下出大连，中国于是有大陆西来之敌。日既怀还辽之恨，而感于孤立，乃设法以交欢于我。当是之时，已隐然有南北新旧形成两大潮流之势。大约北派则偏于旧，主联俄，南派则偏于新，主联英日。日人得其机，而同文同种之说，乃大倡于一般社会间。光绪25年，福岛来中国，说张之洞而动之，更及南北洋，而张氏乃派姚锡光往报之，乃始派陆军学生于日本（注：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第1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8页。）。
    这一分析切中要害。戊戌维新期间日本政要伊藤博文正在北京，面对中国动荡不安的政局，他对莫理循说，“中国必须有一支军队。鉴于中国人贪污成性，这支军队必须由外国训练，并且配备外国军官……这件事必须由英国和日本的军官来办。”（注：《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卷，第112-113页。 ）伊藤的一席话毫无保留地端出了日本政府的通盘打算，同时也将一个帝国主义者乘人之危，趁火打劫的嘴脸暴露得淋漓尽至。这充分说明大隈内阁企图借日英共派顾问实现联英联华一箭双雕的政策。尽管达到这个目的并非易事，尽管此事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中方，然而中国的内乱却为日本实现其如意算盘提供了可乘之机。
    1898年5、6月湖南沙市事件结束后，张之洞重新开始了曾一度中断的对日交涉。6月下旬，张之洞与小田切领事多次商谈湖北训练兵士、 派遣学生、招聘顾问、借款、建设工厂等计划。但是，6 月的戊戌维新突如其来，冲击了张之洞与日本之间的种种交易。张之洞既担心自己的苦心规划受政治干扰而化为泡影，又不愿意于政治不稳定之时贸然行事，引起朝廷的警觉，带来多余的麻烦。后来，每当小田切催促向朝廷上奏时，张之洞总是表示，一、一切要视政情变化而定；二、鉴于康有为一派亡命日本，清政府疑心甚重，眼下秉奏，无望批准，因此暂时不提招聘日本军事顾问事，于中日双方有益无害；三、康党主动离日或由日本政府驱逐赴他国之日，即是上奏朝廷招聘日本军事顾问最佳之时。张希望小田切向他的政府传达其意（注：《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万寿之助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书简》（1898年12月20日），《清国兵制改革之件》。）。小田切回答说：“康一伙目前滞留本邦，非帝国政府对彼等予特殊庇护，只是苦于彼等作为政治上的罪犯没有妨碍本邦治安的举动，公法上没有处分彼等之道理。然而，练兵一事乃关系清国前途安危之要务，若总督以为只康有为滞留本邦一事妨碍招聘我武官的计划，我将转告帝国政府。”听了小田切的回答，张颇感兴奋，再三请小田切务必转告东京。关于雇用日本顾问一事，张把握了日本方面的急切心情，巧妙地利用了戊戌维新的突发事件。1898年12月，日本外务省接受清廷和张之洞的要求，正式确定了让康有为、梁启超离开日本的方针。同月7 日，小田切转告张之洞，接到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回电，康梁等同意离开日本（注：瞿新：《东亚同文会与清末中国的改革运动（1898-1899）》， 庆应大学大学院《法学政治学研究》31号（1996年），第152页。）。
    研究戊戌维新与日本的关系，特别是探讨左右日本下决断驱除康有为离日的相关因素时，还鲜有人论及张之洞以邀请日本军事顾问为交换条件所起到的作用。对此，笔者以为虽不宜过高评价张之洞的作用，也不可无视他的存在。第一，能否尽快派遣军事顾问进入中国对日本具有双重意义。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日本帮助中国陆军、英国帮助中国海军的计划直接关系到大隈、加藤筹划的日英同盟之目标能否实现。另外，从伊藤博文与莫理循的谈话，从林权助的信和参谋本部的一系列游说来判断，在日本国内就日本派遣军事顾问参与中国军事改革一事已经得到了外务省、军部和政党三者的一致认同。因此，日本政府十分焦急，急于有所作为。第二，张之洞是当时日本对华政策中最为重要的“工作对象”。在中国南方扶植亲日势力，一直是1890年日本对华政策的重点。张之洞在南方势力中的地位，使日本特别重视培养张之洞的亲日感情，有意识地援助他所从事的各项改革事业（注：参见《清国兵制改革之件》，日本外交史料馆。）。加上当时日本朝野大部分人考虑到本国利益，力主迅速驱除康有为，所以，张之洞的意见能及时地被日本政府采纳。
    总之，戊戌维新事起，康梁逃亡日本，使中日双方在军事顾问交涉上面临着新的课题。无论是张之洞还是日本政府，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就康有为去留一事作交易，结果是康有为被逐，张与日本政府各得其所，张招聘日军事顾问被正式纳入中日交涉的议事日程。翌年，湖北首当其冲，江南、湖南、广东、四川、福建紧步其后尘，形成了一股招聘日本军事顾问的热潮。两年后，日本军事顾问大规模地介入了清末军事改革。